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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话语探源

佛坪处万山中,层峦叠嶂,林深篁密,绿野苍茫。古代流民沿子午、傥骆古道涌入境内,伐木作庐,取石支锅,从事老林开发,谓之“棚民”,或垦山耕种,或伐树解板,或匠作负运,或割竹造纸,或采撷与狩猎,人户日益滋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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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记载:佛坪先民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山西、广西、安徽、河南、贵州及本省的陕北、关中、安康、洋州(今洋县)等地,移民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属,无礼教之防维,呼朋引类,动称拜兄,往来往宿,内外无分,唯移民口音不同,语言不一,风习各异。概言之,移民方言土语具有浓厚的川、楚口音,又受洋州话语影响,形成两种语言并存的格局,分为“客伙话语系”和“洋县话语系”。

客伙话语系,按照语言分区,属于北方语言中的西南官话区。客伙话主要分布于佛坪境内高山地区,如岳坝、龙草坪、长角坝、袁家庄、东岳殿、陈家坝,以及栗子坝、西岔河、十亩地、石墩河、大河坝的高山地带,居民以川楚移民后裔为主,所用方言即“客伙话”,类似四川语音,尾音比四川语音略短,其声、韵、调三方面,与洋县话语系截然不同,比如说“不知道”,客伙话为“找不到”,略带尾音,洋县话则说“知不道”,干脆利落不带尾音,二者区别明显。

 

客伙话具有构词灵活多变、组句形式特异、表达形式特殊的语言特色。构词灵活多变,用形容词作副词,例如:“那个事黄了”,“他红起脸说话”,“话说得满有理”,“咧人有些怪搞常”,“花有多好看”,语句中的“黄”、“红”、“满”、“怪”、“多”,由形容词作了副词状语。重叠用词极多,比如:“给娃儿买个馍馍”,“他还要个帽帽”,“那阵子还好好的”,“美美实实吃一顿”,“盘盘”,“碗碗”,“勺勺”,“桌桌”,“椅椅”,“秧秧”,“杆杆”,“穗穗”,重叠词表示细小与喜爱,近似儿童口语。词语前后加缀,比如:“一么多”,“娃娃头”,“好娃娃”,“碎崽崽”,“远得很”,“溜溜滑”,“冷死佬”,“闷得慌”,“鸡子”,“咪猫”,“牯牛”,“雀儿”等等,用于语气修饰作形容词。词序颠倒,如“鸡公”,“鸡母”,“人客”,“红眼”,“执固”,“荒草”,“闹热”等等。组句形式特异,使用假问句,例如“吃得好吧?”,“睡得实吧?”,“事办完了?”,“话说好了”,“房盖了?”,“麦割了?”,此类句子似问非问,句前似乎是肯定语,而句后又带一点询问样式。广泛使用残缺句,如“这娃瞎得没法”,“路上滑得没法”,“水深得没法”,“账多得没法”,这些句子末尾,本应该加上补语“管”、“走”、“过”、“还”,但是不加补语,听者也知其意,习惯成自然。变动词序,例如把“坏得出奇”说成“出奇的坏”,将“好本事”说成“本事好”,把“坏毛病”说成“毛病坏”,将“认不得”说成“认它不得”,把“不知道”说成“找不到”等等。表达形式特殊,比如把“扶着”叫“掌着”或“掌住”,把“拿着”叫“拿到”或“拿上”,把“等候”叫“等到”或“等一哈”,把“来不及”叫“来不赢”或“跟不上了”,把“上面”叫做“上头”、“面上”或“高头”。

客伙话中还有另一种现象,即蒲河中游陈家坝一带地域,聚居着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及本省的紫阳、镇巴等籍之移民后裔,语言以“客伙话”为基本框架,因地处宁陕、石泉、佛坪3县交界的地缘关系,其语音带有浓重的石泉话特征,与本县标准的客伙话又有区别,比如标准的客伙话说“吹风下雨”、“石灰”、“汤圆”、“方法”,陈家坝一带地域的人则说:“吹轰下乳”、“石飞”、“汤软”、“荒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洋县话语音,十分近似秦岭以北的关中地区的人口语音,二者是有渊源的。洋县人的祖先,大多都是从关中地区迁徙而来的,关中人的民俗风习,洋县人都有所继承。例如洋县人喜爱秦腔和眉户,爱看皮影与社火,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折射在洋县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洋县话语系,分布于佛坪境内矮山及河川地区,诸如栗子坝、花园坝、梨树湾、八亩田,西岔河、三教殿、银厂沟,十亩地、案板沟、谭家河,石墩河、蒿林湾、迴龙寺,大河坝的五四、沙坪、高桥、漆坪、赵家坪等地。县城区域,亦多洋县籍工作人口。省属龙草坪林业局和观音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几乎全是关中籍人口。佛坪国家级自然保区,以关中、洋县籍人员居多,说话嗓门大,爱吃辣椒和面食,喜欢吼唱秦腔戏曲。

在以客伙话语系为主流的地方,怎么会存在差异巨大的洋县话语系呢?

 

梳理史料,佛坪旧为盩厔(今周至)、洋州(今洋县)之僻壤,史称“周洋古治”。清朝嘉庆时期,长角坝、袁家庄、西岔河地区,隶属洋县。道光元年(1821),朝廷在袁家庄设立周洋县丞署,隶西安府辖。道光五年(1825),朝廷割洋州东北部、盩厔西南部,设立佛坪厅,厅址在今周至县厚畛子的佛爷坪,辖秦岭南北4乡4里30甲,治凡60地。咸丰时期,西河流域的庙坝、女儿坝、花园坝、栗子坝、狮子坝、八亩田、沙梁地区,隶属洋县。同治时期,十亩地、石墩河、大河坝地区,隶属洋县。民国二年(1913)二月,佛坪由厅改县。民国十五年(1926)九月,县治南迁至袁家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南行政主任公署于1950年5月将洋县椒溪区的磨石沟乡、十亩地乡、大河坝乡、石墩河乡划入佛坪县;1952年11月,南郑区专员公署将佛坪县大古坪乡的姚窝子村、督都门乡的苍耳岩村划入洋县,同时将洋县石冠乡的朱家坝村划入佛坪县;1953年3月,南郑区专员公署将佛坪县黄柏原乡、二郎坝乡划入太白区;1954年10月,汉中专员公署将洋县沙梁乡狮子坝村划入佛坪县,将佛坪县大古坪乡九池坝村划归洋县;1958年11月4日,撤销佛坪县建制,辖地分别划入洋县、周至、石泉;1961年8月,恢复佛坪县建制,同年10月,将洋县栗子坝划入佛坪县;1962年7月,改管理区为人民公社,将佛坪县板房子、厚畛子地区6个公社划入周至县。至此,佛坪县境域趋于稳定。

由此可知,佛坪本土原为洋县及周至属地,移民入境较早,其中就有洋县、周至乃至关中籍人口,移民后裔受到邻近洋县、周至和关中人的语言渗透影响,形成自己的方言土语,所用语言便偏重于洋县语音,却又不同于纯粹的洋县话语,某些发音近似于关中语音,此即本土产生洋县话语系的根源之所在。

 

洋县话语系,颇有特点,比如问人“到哪里去?”,说成“阿气呀?”;招呼人“别客气”,说成“甭客气”;称“麻雀”为“虚虚”,称“松鼠”为“毛老鼠”,称“蜻蜓”为“麻郎”,称“喜鹊”为“麻野条”,称“陀螺”为“贱皮”;将“一会儿”称为“一哈哈”,把“下午”叫“户上”,把“现在”叫“制该”,把“明天”叫“明儿该”,把“昨天”叫“言该”,把“前天”叫“前儿该”;称“脖子”为“卜郎骨”,称“额头”为“额楼”,称“下巴”为“牙擦骨”,称“腋窝”为“胳老窝”,称“臂肘”为“倒各顶”,称“小腿肚”为“猪娃肚肚”,称“脚踝”为“裸兹拐”;将“二杆子”称为“二家凉”,将“诙谐逗笑的人”称为“藏怂”,将“做事不计后果的人”称为“日牛贼”,将“做事粗鲁的人”称为“杀牛贼”,将“坏蛋”称为“哈怂”,将“愚蠢人”称为“瓜怂”,把“坏了”称作“球了”,把“使计谋耍手段”称作“日鬼弄棒槌”,把“慌里慌张”称作“日鸡捉狗”,把“固执”称作“牛犟黄”,将“不理睬”称作“甭甩识”,将“直爽”称为“撇托”,将“漂亮”称为“板野”,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佛坪语言构成中,洋县话语系约占境内总人口的40%,客伙话语系约占60%,县城袁家庄即以“客伙话”为标准语言,是境内的主流语言。说客伙话的人,颇像皇城北京人,潜意识里有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是本地土著人口血统,是正儿八经的主人,喜欢与同类口音的人群交往,天生般地亲近,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此便显得说洋县话的人另类,与众不同,茕茕孑立,故在娱乐场合戏学洋县话,走调难听,致使在场的说洋县话的人赧颜,仿佛低人一等似的,像猴子被人戏耍,还得绷着脸皮,强作笑颜。此等情形,无异于人类精神层面的一种“软暴力”,背离了人类博爱和社会公德,不文明,不和谐,理应屏除此等陋习。语言是人类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和工具,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祖祖辈辈传承下来,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性,包含着人文基因密码。语言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仅是语言发音、语法习惯、词汇运用不同而已,恰如境内“客伙话”和“洋县话”两种语言并存——存在即合理,没有主次,亦无优劣,更不会彼此同化,或彼此替代。说客伙话者,不必嘲笑说洋县话的人,应该有山水一般厚道柔和的胸襟,包容他人。说洋县话者,无须自卑或妄自菲薄,更不用迎合别人而学说客伙话,蹩脚生硬,自己费劲,听者受罪,“画虎不成反类犬”,自讨无趣,何苦呢?吃自家饭,说家常话,乡音悦耳,岂不美哉?溯流穷源,往上推几辈,大家的祖先都是移民,缘于生计迁徙一处,大家都是这方山水和地缘文化滋养的佛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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