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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的稠密”

“倦怠的稠密”

——读《超越的事情——砂丁诗选20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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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汉语当代诗常常让我感到倦怠,倦怠于诗人看似深刻的修辞、语法和句子背后轻飘飘的灵魂,而诗人自己却往往自居深邃,以为对一切洞若观火。由于这种倦怠感的蛊惑,我并没有多少耐心去面对当代诗,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当代诗有故意为之的隔膜。我有时会反省,这大概是因为我眷恋某种失败的经验,试图将当代诗语词的物质硬壳剥除。语词构成了当代诗的边界和限制吗?这可能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很多当代诗的确是在语词的轨道里空转,抵抗着想象中的僵硬、抽象、恐怖的“现实”,一种被教条化的理念塑造出来的怪物般的“现实”。但是,那种僵硬、抽象、恐怖、怪物般的“现实”,很有可能只活在一部分诗人的记忆和想象里。不可否认,那一部分诗人的记忆和想象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但那仍然是被化约处理的结果,不足以撑持语词与“现实”作为一个命题的全部内涵和外延。在这样的逻辑里,我愿意捡起一种被视为老掉牙的认知方式,将语词视为指向月亮的手指,手指是必要的,也是多余的,它指示了月亮,同时也绝不能够代替月亮,更不应该遮蔽月亮。因此,在不多的阅读里,我总是试图追问,是什么让诗人在遣词造句?当然可能是语词本身在让一个当代诗人遣词造句,但我的追问方向其实是,诗人的位置在哪里?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在看向何方?他们试图通过语词到达的地方在哪里?无论多么漂亮的词藻,无论多么新颖的句法,在我眼中,都是近乎透明的,我不愿为之逗留太长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当读到砂丁在跋语中自叙学诗次第,表明自己从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里学会了“通过叙事经营历史的细小截面”来刻画性格的方法之时,我以为除了表扬诗人的坦诚,没什么可说的。值得说下去的是这样的内容:“一个当代主体的困惑、莽撞和不安”,“那些在主流的左翼历史叙述中慢慢被抹去、遗忘、不去提及的人,那些历史中曾经可能发生但却又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人的身体里汇聚成一团暧昧不明的阴影、欲伸未伸的手势、欲做未做的潜能”,“那种人与人之间亲密的相隔是比陌生人之间热络的寒暄更寒冷彻骨的东西,而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体验,已经成为我观察世界和他人的基本图式”。

首先,我对诗人使用“主体”一词比较惊讶。三十年前的诗人大谈“主体”,甚至宣称要做“第一千零一个”,要做“王”,都是常见的,可以理解的;近二十年来,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和目的,当代诗悬置了“主体”。在一个悬置“主体”的氛围中,诗人为什么要启用“主体”这一位格呢?想当然地说,乃是因为诗人渴望进入或介入历史,充分展现自己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但我不想因此轻易地放过与“主体”相关联的“当代”的“困惑、莽撞和不安”,它们暗示了诗人对自己在“当代”毫无位置的苦恼,不是渴望进入或介入历史,而是在“当代”安顿自身都成了问题,时空迷失,方向和位置迷失,仿佛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失败了。诗人在《朝虹与晚暮》里写:

 

几乎在整日的热气耗散后

你才回来,像是退路已尽于

空虚,袖口里散着发腥的泥沼

多日未沐浴的臭气。

 

“朝虹”与“晚暮”是诗人喜欢的一种对称性修辞,意味着对秩序的许诺,但在热气耗散后回来的“你”却回不到秩序里,因为“你”的回来“像是退路已尽于/空虚”,散着“臭气”。诗人应该不太愿意如此“回来”,故而有意将句子断在“已尽于”和“空虚”之间,产生延宕,以使必至的结果晚一点到来。按照某种既有的因果逻辑,“你”“一周数次”“用网打捞/海面上的垃圾”,必能(部分)恢复秩序,至少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是毫无作用的。诗人并不追认这种逻辑,反而以“空虚”为终点,暗示了自己在“当代”毫无位置的苦恼。而且,这种“空虚”的终点为“多日未沐浴的臭气”包围,不禁令人联想到虎落平阳被犬欺的世俗语境,崇高的英雄从海上归来,迎来的却是不堪忍受的日常生活的熏浸,多少有点反崇高的意思。但是,诗人并不是不要崇高,他敢于强调“主体”即意味着不是要“躲避崇高”,只是要从自己的角度重新定义崇高,或者说,他反的是别人的崇高;上世纪九十年代“躲避崇高”的历史势能并未积攒成为压在他头上的历史应力。不可否认,有一些当代诗人的写作仍然在“躲避崇高”,仿佛有历史(政治)戳在他们的脊梁骨上,永含牺牲和烈士的悲苦,转而咀嚼世俗和庸常,但这大概都是遗民了。砂丁并不是遗民,他只是困惑、不安。

因此,当砂丁“莽撞”地扎进1927年前后的左翼历史,尤其是溃败瞬间大大小小革命家和文人的日常生活时,不管他是如何避免像卡瓦菲斯那样显露叙述者的声音,我以为都可以听到一个“当代主体”的苦恼倾诉。“那些在主流的左翼历史叙述中慢慢被抹去、遗忘、不去提及的人”在他的倾诉中浮现,“那些历史中曾经可能发生但却又没有发生的事情”在他的叙述中得以延展,而“在人的身体里汇聚成一团暧昧不明的阴影、欲伸未伸的手势、欲做未做的潜能”在他的重复凝视中得到抉发,他从“当代”伸去一个长焦镜头,对历史反复曝光,最终将历史打扮成了“当代”的模样。当然,我并不是说他虚无主义地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说他给死去的历史输入了“当代”的真气,有“起死人而肉白骨”之功。我想举其中有警句“民国别在脑后”的《城外》为例,分析“当代主体”的问题:

 

这短促的冒险起始于

山腰池沼间那狭长的绿。

清洁的收缩它们迅速聚拢的

毛孔,为云群和江风留一个

蒙烟的位置。这迟暮的喧骚

秋日里不再凛肃,有稠密的

冰凉。水兵踏上甲板时

他们驱车去城外摘一串

乡间的野葡萄,他多须的面

兴奋、发赤、流汗,在热雾

和鱼鳞云的稀松里踏过

潮草和平原嫉妒的心。

那种爱是无谓的,疏朗

跨不过平庸,在凉廊里

害着热病。他刚来时,身着

水兵服,民国别在脑后——

一个好青年,怯钝,有

苦闷、锋利的焦渴。江水

可以不咸腥煤气灯也可以是

透明而喑哑的。这不为所动的

城,铁架子搭成的城,尖锐

明艳丰足,在孔弹中细数

器官的冷,片面,白昼。

他因爱你而衰弱。哦,这

无辜的茂密,钢铁染上

葡萄紫的颜色。密云

不雨时,他们假装

去南方乡下度夏,衣衫

褴褛的农妇人沿铁路线站着

肃穆,庄静,骨节的轮廓

凝聚在雨前的密谋里。

 

从用意来说,我以为诗人试图用“民国别在脑后”提示的是诗歌所写的年代,而非写诗歌的年代。然而,这是首句就使用现在进行时的叙事诗,与读者预约了一个具有当下性的时空。随着诗行的排布,这种当下性进一步加强,几乎没有任何词语来提示这首诗的历史性质,除了“民国别在脑后”。考虑到这些年民国怀旧热的连绵不绝,我很难不想象,这一句“民国别在脑后”受到现实无意识的影响,乃是诗人的反讽,诗人似乎在针对某些现象,认为“民国”就像辫子一样垂挂在当代一些人的脑后,精神和肉身都覆盖着历史的阴翳。这种想象当然不符合作者的用意,但作者下意识里似乎就借着“民国别在脑后”这样的修辞和句子进入了“水兵”的身体,想象自己像“水兵”一样在城外恋爱,看见“衣衫/褴褛的农妇人”,侦破了“雨前的密谋”。同样的逻辑,我以为也大致适合《中国的日夜》《野餐》《玄武湖之春》《雨水莲花的午后》《超越的事情》《宴饮》《礼拜五的记事》《见鲁迅》《1927年》诸作,诗人的“当代主体”的幽灵徘徊在其中,就像是无所不在的空气。而这种空气,乃是诗人在跋语里反复确认的“失败”。《城外》的“那种爱是无谓的,疏朗/跨不过平庸”“他因爱你衰弱”透露出了“失败”的气息,《超越的事情》和《宴饮》二诗更是反复咀嚼“失败”,诸如“比超越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会渴”“前路有/也没有,他想不起什么/超越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荒茫草莽的僭越更亲近于/一点小,一点人间动情的失败”等表达,都剧烈地增强了诗歌“失败”的气息。而类似的气息,在看上去就是描写诗人个人生活的诗作里,也是氤氲不去的。在《石榴》中,诗人写“值得眺望的是我们在/运动中,就不知身边/奇妙的静止,不至于接近/一种失败”,表面上是在写如何回避失败,实际上则是写失败无所不在,只能想办法视而不见。我以为正是这种在“当代”感受到的无所不在的“失败”气息,显示了诗人曝光历史的长焦镜头背后真正的主体感受。

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代主体”的“失败”感受,砂丁的诗行漫漶着疲劳、厌倦、倦怠、慵懒(和缱绻)等语词,令人不得不意识到他构建的“当代主体”与当代“丧”文化的某种联系。“丧”文化对于颓唐、忧伤、绝望等情绪所表现出来的沉浸式审美态度,的确能生成一种反复咀嚼失败或者像佛一样我自岿然不动地佛系面对失败的态度,砂丁似乎也分享了这种“丧”文化。他留下的大量表达,如“更疲倦于中途的/快乐、愉悦”(《中国的日夜》)、“火星的微吟很快/变得疲倦、不可容忍”(《野餐》)、“在/游行中,时而快乐,时而/厌倦”(《1927年》)、“他们周围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困倦,他们穿皮鞋”(《朗读》)、“他们靠着,倦于/拾起地上的小海产品/倦于谈话”(《夜饮》)、“回家的时候,非常倦了”(《交谈和一日》)、“从来都是这样,繁复令人/厌倦,有喑哑的声音”(《防波堤》)、“厌倦于站在山顶上”(《爬山》)、“这是最后一次/互相厌倦的机会了”(《一次散步》),要是想偷个懒,我以为不妨谩言其中存在一种厌倦的诗学。我以为疲劳、厌倦、倦怠……各不相同,同一个语词植入不同语境后,砂丁在意的也不是倦怠本身;与咀嚼“失败”一样,他也在咀嚼“倦怠”。或者说,与不“躲避崇高”的态度一样,他也不躲避“失败”和“倦怠”,他在《好天气》中写道:

 

薄薄的一层

花木葱茏的街道上,向前

向后的震悚,不至于有

焦灼的脾气,人群里的交谈

也变得蓬松,而不懊恼于

一种倦怠的稠密了。

 

“倦怠的稠密”存在于此,而此刻“我们”因为“变得蓬松”的“交谈”,对“倦怠的稠密”并不懊恼。以“蓬松”对“稠密”,诗人采取了一种“轻”的方式来应对“倦怠”,从而实现了一点点超越。

在这一点点超越里,我以为隐藏着砂丁更深的用心,或者真正的用心。如同他在《一个作了中学教员的下午》所写的那样,他试图“把小时代擦去”,尽管只是“你终于还是奋起/从讲台上把小时代擦去”。在一个由他人命名的“小时代”里,诗人是极不甘心的,他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澄清那“一团暧昧不明的阴影、欲伸未伸的手势、欲做未做的潜能”,在1927年前后的大时代里打捞微细的事物,并将其建构为“当代主体”,从而召唤出一个大时代来。“召唤出一个大时代”这样的表达显然也并不切合诗人的心意,但一个从左翼的历史里打捞人事、语词和价值的诗人,也可以不那么排斥类似的表达。

事实上,砂丁的写作一直给人一种异数之感,他自己也有意经营自己作为异数的认同,比如他在《令人不安的》一诗的开头写:

 

我说出我的话。

我说出他说出的我的话

我把我所有的话吞进肚里

 

这三句的表达很特别,第一句用了句号,第二句第三句没有标点符号,大概第一句是一个整诠的表达,后面两句则是模糊的,不确定的。那么,第一句确认的是“我”作为“当代主体”的存在,后面两句则解构了第一句。用砂丁自己的诗歌来解说,后面两句的意思大概可以指,左翼历史上出现的话语、语词即是“我的话”,“我”通过重叙它们而实现了“我把我所有的话吞进肚里”,似乎什么也没说的结果。因此,“我”是“当代主体”,但又容易消失在历史的暗影中,以至于诗人会在另外一首《看云录》说“我常常觉得亲密,不如这不亲密”,对历史与“当代”的相似性、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产生恐惧体验,从而疏离在历史和人群的外部。砂丁总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总以孤身试验/外部”(《川沙镇》),这大概是真实的。不过,我疑心这种孤独,虽然在个人的主观感受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在现实中却是家族相似的孤独,可以无限复制,可以彼此相互支撑,共同呈现这个时代的“当代性”。砂丁在《远足》的结尾写道:

 

一座一座的孤峰连结着

他们,又或是连结着

他们之中的任一个

连结着天和地。

 

我不想说当代社会已经普遍原子化这样的淡话,只想表达的是,在诗人看似沉默无声的个人的努力中,有“一座一座的孤峰连结着/他们”,而且“连结着天和地”,任何一条路上的人,都会有同行者。即使是在“倦怠的稠密”里,在“互相厌倦”的时刻,也能升华出“当代主体”的位格,这大概多多少少能够兑现“从讲台上把小时代擦去”的愿景吧。

当然,这个时代仍然是令人倦怠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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