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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余老师

参加工作快四十年了,最初在全县的乡下五六个中小学里辗转调动。教了整整二十年的书,学生也是遍布各行各业,当官的、经商的、当警察的、当兵的、当医生的、当工人的、当农民的、当教师的都有。

每每走在街头巷尾,如果有我曾经的学生还认得我,跟我打声招呼,叫一声“老师”我仍然会激动好半天的。

我曾经也是个学生,我也有我难忘的老师。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马道小学上学。这两年,我的班主任是余兰英老师,她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至今仍然难以忘怀。如果健在,她已是近九十岁的老人了,让我深深地向她鞠一躬:“余老师,您好!”

 

余老师和丈夫都是南京人,原来都是大都市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时代,充满热血的年轻人哪能不被裹挟、哪能不激动呢?她丈夫或许是贴出了几张大字报,也或许是给某单位或某个人提了一些意见。反正一顶“右派”的帽子被戴上,足以让他被“清理”出城市去,“流放”至三千里外的秦岭深山。

余老师当年带着一双幼小的儿女,跟随被打成“右派”的丈夫,一同“下放”到当时交通和生活条件还十分艰难的山区小镇马道小学。尤其是她的丈夫,被“发配”到更偏远的东沟生产队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至今不十分清楚他们是用什么样的信念和毅力,渡过那十多年失落的艰难岁月的。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打击下,有自残的、有自杀的、有死去的、有疯掉的……

而他们没有,丝毫也没有。但我感觉到他们在低调地、小心翼翼地、认真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从来不在人前高声说话,好像生怕再惹来什么灭顶之灾。每隔一月半月的时间,她丈夫在周末默默地走四五十里路,回到她这里。他们一起洗洗衣服、哄哄孩子、做做家务。过了一半天,她丈夫用背篼背着在马道粮站、供销社和街上购买的一些粮食、蔬菜和简易生活用品,再走几十里路,回到东沟去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

余老师说话带有明显的南京口音,但语音柔软清晰,普通话说的很标准。开始我们还不太习惯,最后都很喜欢听她说话。她大大的眼睛,温婉而有光彩。略显方型的脸庞,永远是那么的慈祥亲切。不长不短的头发,用发卡别着,朴素而干练,她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

记得有一次,正要放学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就要下雨了。余老师让学校附近的同学赶紧先走。然后从家里拿出了雨伞、雨衣、雨帽、还有她孩子的雨鞋,给几个较远的同学穿戴上避雨。对更远一些的几个同学还不放心,冒雨一路护送到家门口。当余老师返回的时候,她的衣裳已经湿的差不多了……

还有一次,我与一个同学在活动课打架。他的手被我抓破了,我的一颗衣扣被他扯掉了。下课后,余老师把我们叫到她教室旁边的住房里,进行了批评教育。然后拿出红药水来,给那个同学涂在了手上。让那个同学先走后,我满以为留下我还要被批评一顿,没想到余老师却拿出了针线,找了一枚和我衣服上一样的扣子,半蹲着给我细细地缝了起来。前面的批评没有能使我彻底服气,因为是对方先动的手,我老认为自己占理。但这个时候,我的眼泪却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我们的精神没有缺失,温暖和爱没有缺失。身心饱受磨难的余老师,从来没有给我们说过,她是如何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乡的,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叫苦叫冤过。她是老师,又时刻像妈妈一样谆谆教诲着我们,精心呵护着我们。毕业照相的时候,同学们都想挤到余老师的跟前去。离开小学的那一天,余老师和我们说了很多话。她流泪了,我们全班同学也都流泪了。

司机随笔的图片

作者的小学毕业证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纠正了过去反右斗争中的严重错误。给一大批知识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工作。余老师和丈夫也被组织落实政策,调回了南京。

余老师默默地走了,她们全家都默默地走了。我当时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许多同学当时都不知道,没能跟余老师道个别。这一走,竟然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余老师。每每想念的时候,只能翻出这张唯一有余老师的小学毕业照看看……

又一个教师节来临了,我记忆的闸门再次被打开。我想起了我教过的所有学生,更想起了教过我的所有老师。有关余老师的一切,都再次清晰地涌现在了我的脑海里。请允许我和我的同学们,齐聚在一起,站回到马道小学的旧址上,深情地呼唤一声:余老师,您好!余妈妈,您好!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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