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早晨，姥姥一边对着燥热的天气自言自语地骂几句，一边卷起土炕上的被褥，滚放到贴有四季屏一侧的墙根。而我长长乐于帮着卷，而后在溜滑的苇席上打几个滚，栽几个猫跟头。直到细微的粉尘在照进的光线里胡乱飞舞，姥爷探摸笤帚的那一刻，我才嘎然而止，和姥爷保持可靠的安全距离，一头枕在褥子卷上，小胸脯上下起伏地喘着粗气。“姥爷手下留情”我察颜观色的逃生技能受到姥姥真心的赞扬：“这娃还算不缺心眼”，我心想，傻瓜才给自己粉嫩的屁股找罪受。
姥爷光着膀子，头枕着墙角半躺在炕上，收音机里呜哩哇啦地唱着，姥爷的鼾声惊飞了窗台上还没落稳的麻雀。偶而鼾声停顿几秒，姥爷魁梧的身体笨拙地变换一下姿势，又是涛声依旧。身下苇席的颜色与头枕的墙面因汗渍浸润，明显与别处不同，黝黑的脊背上布满了苇席编织的印痕。
我常常从笤帚上折下一根细长的糜子干枝，屏住呼吸，匍匐卧倒在姥爷身旁，在他肚皮，脖颈，脚心间用枝梢轻触轻滑。姥爷似乎确信是只游走的苍蝇，大多时候眼也不睁，突然抬手，准确地向脑门上或肚皮上拍去。直到我再也憋不住，笑出声来，姥爷刚想坐起，我早已跳下炕，鞋也没穿，夺路而逃。
家里来了客人，总是让小孩子无比欣喜，同时也格外遗憾的事。客人一进门，小孩似乎好奇的眼神总盯在客人的举手投足，更重要的是急切地探寻包包里究竟装着什么，因此便有被轰走的可能。况且只有在打醋时听姥姥使唤跑跑腿，而绝无上桌的资格。我那时恳切地想快快长大，以便有上桌的机会。
然而也绝不止于此，小孩子又常常是人情的指南针。从邻居家，亲戚家回来，姥姥常常悄悄地询问他们倒底如何对我，是否当面和颜悦色地问话，碗里有没有肉，压岁钱的多寡。我不知道这问话的缘由，只是可以肯定的是，往往这又是大家闲谈时评头论足，谈论关系亲疏的话柄。
那年，年轻人中现代卷曲头发流行，姥姥戏称“羊羔毛”。外面时兴去饭馆子，姥爷又叫“喋盘子”。那时的日子简单而惬意。我在岁月流长中，渐渐长大，渐渐变老。只是每到夏季，便会想起瓦窑头，想起那令人心醉的土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