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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人说柳青

接单位任务,今天一早给北京的作家们讲课,课后有作家提问。他先说遇到一个老人,经历一场大病后问人,现在皇帝是谁了?作家接着说,这个老人让他感到隔膜,我的写作应该如何打破这种隔膜?在当代,应该如何打破隔膜?
我坦诚相告,作为一个曾经的失败的文学青年,我没有经验,只是想起看的电影《柳青》。不说电影怎么样,单说柳青。大家也知道陈忠实,一开始是“小柳青”,后来变了,成了陈忠实,写了《白鹿原》。但我觉得《白鹿原》远不如《创业史》,《白鹿原》的人物世界简单,读两本古书就知道,《创业史》里的人物不容易写出,必须像柳青那样,长时间浸泡在一个地方,才能写出梁生宝和梁三老汉,那样的人物靠书本和想象无法写出。我希望当代作家能够沉下去,研究社会性的人,而不是写某种抽象观念意义上的人,写每个人都要吃都要喝,写所谓永恒的人性,吃和吃是不一样的,喝和喝也是不一样的。但我是失败的文学青年,我说的并不作数。
然后我就想起有一年被人问起,怎么看《白鹿原》和《创业史》?
我看着提问的学者,一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因为一切了然于胸而表示,如果不说《创业史》更好,至少二者也是各有千秋的。
对方果然说,《创业史》那么差,我们那简直不要讨论,二者怎么相提并论?
但那位老师到底不是南京的老派学者,还是听我说了说《创业史》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呢?我记不太清楚当时怎么说的。想来不过是柳青对农村人情物理的深刻把握和精准表现,而《白鹿原》太啰嗦,少三分之一的篇幅会更好一些。我那时还记得有人跟说过,许多人读《白鹿原》,都是被开头白嘉轩娶几任妻子的事吸引,其实那个开头毫无必要。说话的人不知道,性和欲望的释放和描写就是1980年代文学的基本动力,不管有无必要,陈忠实们都得写。我们往往都是这样,深陷在历史的泥淖里却自以为超卓,超脱,剥去了“小柳青”的外衣,人们就以为陈忠实高于、大于柳青了。
我也不知道柳青是否属于当代文学唯一的巨擘,下不了断语;文坛也不是点将坛,一定要排座次。我只能在想象和把握历史的意义上,不愿意占据后来者的高地,将自己观察、品评和研究的对象都“我化”在个人的视野里,一切的言议,都不过映衬自我的卑怯。
此时应该说到电影《柳青》了。在这个时代讲作家柳青的故事,既是必要的,而且令人欣悦,又是困难的,而且令人苦恼。这个时代还在咀嚼、反刍战争、革命的苦汁,难以理解其他的内容,大家的心头都还免不了劫后余生的凉意。因此,柳青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一个人,被后世敷衍的,所多还是悲情故事。至于柳青是如何理解他同时代的农民改天换地以改变自身并写在《创业史》中的,这个时代往往选择否定和漠视。那么,关于电影《柳青》,前天面对它的创作团队说话时,我能够说的只有下面这些话:

电影很感人,生离死别,上上下下的误会,都是催泪的点。
表现柳青被立案审查的部分,柳青说自己不能什么都认,要对得起自己33年的党龄,突出了党性,凸显了柳青的精神气度。潘维老师说想起了王阳明的“我心光明”,非常同意,电影可以更加突出柳青的“光明”。
个别镜头语言有伤痕文艺的气息,如柳青反对创作大跃进,表现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物的镜头突然拉升,造成对柳青的压迫感,让人仿佛回到了1980年代。
赵树理和柳青不一样,赵树理穿着皮袄下去,农民也把他当自己人,不会在乎他穿什么,柳青就要不断易装,最终把自己打扮成农民,才会被农民接受。柳青是我们的影像,我们都需要易装,才能接地气,我们无法变成赵树理。

也许有人以为,柳青易装写作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柳青装进传统儒家的外套里,就很崇高了。但这件外套还是套在陈忠实们身上的,柳青应该有别样的追求,而他笔下的农民虽然可能lack a voice,其实并不是需要被代言的存在;至少不应该是那样的存在。为此,我们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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