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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的无限缱绻

1.在地铁上
我习惯于早上乘最早的一班地铁。
不是第一班也是第二班,六点半到工作单位。这样的作息,已坚持了很久。最大的福利是,感觉一个喧闹的城市因为一个人的早起变得宽松而安静。人车了了,街道空阔,大概此时全市公共服务运行的饱和度还不到百分之一,有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感觉。
这个时间的出行人也是固定的,好像大家的床头贴了同一张作息时间表。
早起的摊贩,晨练的人,匆匆跑步减肥的年轻人,拿“子午鸳鸯钺”的老者……有时,人们的时间和动作精确得像是复制出来,前天、昨天、今天,完全一致,如范而铸,如约而至。
甚至,同一时间,同一趟地铁,同一个车厢的人也几乎是固定的。
一个头发染成蓝色的中年妇女。显然已不再年轻,却仍然不打算在装扮上保守。她每天都是固定车厢、固定座位、固定姿势,固定得像已属于地铁车厢的一部分,守着贴近车门的座位,壮硕而臃肿。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蓝色染发渐渐长至发梢,没有补染,一任下去。看来,她不打算再染这个颜色了。这算是个变化。
一个急急忙忙赶车的小伙子。每天都是急急忙忙踩着点,子弹一样“射”进车厢,每天都带一套纸袋塑料袋层层包好的煎饼馃子,隔着好远还能闻见袋子里撒进去的葱花味。地铁内不允许吃东西,广播里的柔美女声在车厢回荡:车厢禁食……他仍然置若罔闻,大块朵颐。也许,他太需要这会儿时间来解决早餐问题了,也许,他太饿了,一夜体力消耗太大,一大早就饿了。郭德纲是最理解天津人的,他说:一日之计在于馃子。
一个相貌猥琐的男人。服饰经年不变,时间雷打不动,偏瘦,戴黑框眼镜,看不出年龄,约摸四十左右。每天都很早,每天都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车。他应该很清楚,此时不会没有座位,他也只有四站地的车程。而他,每天都摆出抢座的姿态,哪怕没有几个人,也从不按秩序排队,永远急切而蛮横地堵在车厢入口。之后,又急切地逡巡不知该选哪个座位。那么多的空座,常常让他犹豫不决,屁股和手脚总是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拿不定该在瞬间决定选中哪个,像掉进粮仓里的一只鸡。
一个职业正装的体面男人。四五十岁,一举一动,中规中矩,像时刻处在监控探头之下。他从不落座,避免与人发生肢体接触,每天都在车厢一侧顶端站着,背靠金属扶手,固定身体,除了双脚这是他与车厢唯一的接触。他也看手机,但手机屏映出的不是追剧、抖音、淘宝、股市曲线,而是学习平台的答题内容,他总是安静地进行着挑战答题、双人对战、四人赛,看不到输赢,看不到排名,也看不到与这个车厢的关联。
这样的地铁众生相,偶尔也有打破的时候。
清明小长假结束第一天,4月6日,6点02分。一群携带拉杆箱的“银发族”忽然“闯”了进来。清晨的车厢,因为他们,有了短暂的热闹,刚下飞机,“红眼航班”,在机场等到第一班地铁才一大早赶回来。白发苍苍,风尘仆仆,他们似乎有足够的时间支付这样的出行,也有足够的健康和经济条件支撑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依然习惯选择最节省的出行时间和旅行团。也许是累了,他们一行占满了空余的座位,车厢顿时显出从未有过的拥挤。对他们来说,有关旅行的秘密都藏在心里和同样拥挤的行李箱里……箱子手把上拖曳着机场托运单尚未撕掉,像是名牌服装上刻意未剪掉的商标。
清明小长假结束第二天,4月7日,6点02分。一对赤发裸腿奇装异服的太妹嬉笑着相扶进了车厢,夸张的染发、耳坠、妆容、裸露,与略显沉闷的车厢及季节完全不搭,不知道她们经过了怎样的一夜。两人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嘻哈之中,旁若无人,笑得花枝乱颤、东倒西歪、莫名其妙,对一车人的木然、鄙薄、无视、瞠目,也全然不顾。中间,一站停车,她们笑着相搀着下车,又笑着搀着从另一个车厢旋即进来,像是密谋的一次走秀,依然浪笑不止,似乎是嘲笑整个车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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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毕老师
春天犯困的时候,就想到哲学老师当年上课时的一句调侃: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
这是大学教逻辑学的毕老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是看到有人上课睡觉吧。他也不恼,一个老师,为了学生上课安心睡觉,连一年四季的理由都找齐了,你还能说什么。
他是莫绍揆的弟子,逻辑学领域的大家。他的课,被周公托梦牵走的人不多,内容虽然枯燥,但讲得幽默诙谐,委实生动。
逻辑,本是与真相有关的方法论,却落了善辩的名声。辩,又是可疑的,巧言令色,常常不论对错只为立场服务。那个年代,国际大专辩论赛烽烟四起,最有名一句是“哪怕反方观点月亮是三角形的,也要坚持是对的”,实锤错误推理也是逻辑实践的内容。关于逻辑学,不知道最终有多少还给了老师。
至今,写稿,最担心的还是逻辑不通。不符合逻辑,也是最温和而致命的批评。
毕老师前年走了,刚七十。
这样一位风趣的先生,走得是早了。
这个不合逻辑。

3.庶民的心机
清朝满人入关之后,因剃发令砍了不少汉人的头。
许多人并不是存心抗命,而是糊里糊涂掉了脑袋的。大概就是在错误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又遇见了错误的人吧。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掉了更多的脑袋,硬是把人杀服了,才心甘情愿削发异服。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岂能遭此大辱?汉人把一部分账记在山东人孙之邂的头上,泄愤似的用锥子扎眼,把头发“植”在他的脑壳上。
按说,汉人如此忌恨这样一条拖在脑后的“猪尾巴”,辛亥革命后该痛痛快快剪辫子了吧。不,偏不。皇帝都剪了,遗老遗少偏不剪,小老百姓也不剪,剪了辫子的,出门也拖一条假的。皇帝的断发没有感召到庶民,知识分子的鼓吹没有打动庶民,民国政府的法令也没有吓倒庶民,就是不剪!有趣的是,就连鲁迅这样硬的骨头,在日本剪了辫子,回来迎娶朱安时,帽子后面也无可奈何地露出一条假辫子来。1936年7月12日的天津《庸报》,报道了一位卖麻花的“河东怪人”,男人,还拖着清朝的长辫,天津人称他“麻花姐姐”。我印象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见过有村童留着清人一样的小辫子。那剪掉的辫子哪儿去了?据说一部分编了褡裢,有一种毛裢就是用头发做的。
清朝满族统治初始,与剃发相对,在放脚上倒也做过好事。甫一入关,即下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不止如此,不光不准旗人裹足,还要汉人放足。然,民间对缠足的热恋持续不衰,从康熙到乾隆屡禁不止,反正威胁不到皇权,最后便听之任之。直到近现代,妇女缠足仍然在偏远地区沿袭,山西大同民间曾有女子“赛脚会”这样的顶级赛事推动。新社会,禁令严格,有的女子白天被迫放脚,晚上又悄悄裹起来。
为什么有令不止,依然发不剪、脚不放?
鲁迅的小说《风波》中剪了辫子的七斤,曾叹了几口气,说得诚恳:
“皇帝(又)坐了龙庭了。”
“皇帝要辫子。”
“我没有辫子。”
在庶民那里,世道变来变去,变过去了,还要变回来,辫子不会马上长出来,小脚也不能马上缠好,还是留着。谁知道到时候又有用了呢?

 

4.文学“秀”
余华刚出的长篇《文城》看过了。说实话,觉得不怎么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
当然,我也可以装模作样地说好,连好听的词闭着眼都能写出来:又一部震撼人心的杰作!写出了横贯南北的地域精神和民族共性,充满了隐喻,寄托了想象……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但,事实上,看完的感觉就是写的不好,或者婉转一点说还可以写的更好,至少没有把跨越南北的人的这根线索写出丰富的质感,写出一种现象级别的文本,还不如叫原先的名字《南方往事》,至少看着实诚,不故弄玄虚。
已经有人说《文城》拍成影视,会是多么震撼,我读的时候有这种影视还原的自觉,甚至暂时为林祥福、顾益民、纪小美、林百家拟定了演员,大概会有不错的票房。不幸的是,好的小说要与影视保持距离,若是冲着影视,一定不是好小说。
记得王朔辣评过余华:他要不沉下来,就没戏。我还不知道他呀……患得患失。老强调虚构与现实,你跑不远,躺在屋子里是打不开内心世界的,得经历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边上看一眼。你以为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哭,写出来就是苦难了?你无非是看到了个伤口,你知道痛苦是什么?耍这种小聪明。要么你回到南方,写点散文什么的。
写作也是一种“秀”,大家都在“秀”,没名气的秀才气,有了名的就秀名气,吃定它。比余华多一个“秀”字的那个女诗人,也是一种“秀”,而且也从人气秀出了名气。
文字,各有观者,各有评说。
谁让你秀呢。

 

5.文化“人”
我还没上学的时候,邻居家的婶子夸自己六岁的儿子:
咱娃天生就是个文化人,大寨的“寨”字那么难写,都写得出来。
那时候,我们村靠路边的墙上都刷了“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难写的字的确是“寨”。我第一个会写的汉字,竟然也是“寨”。因为,想当文化人。
小学毕业时的毕业照,我照得很傻,像草莽少年,大板牙露出来,没来由地笑着,上衣兜却插了一枝“钢笔”。我记起那应该不是一枝完整的钢笔,而是钢笔帽,照相时男生习惯找个笔帽别上,显得有文化。女生则在脖子上挂一只白棉口罩,口罩从上衣第三颗纽扣处掖进衣折,口罩绳露在衣领外,远远看去,像是衣领镶了一道白边。这是跟年轻女子学的,显得整洁、文明,有文化。
许久以前,一才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红娘介绍对象,说人家姑娘爱看《读者》,毎期不拉,也是文化人。
当年写文著书初始时,一次笔会间的筵席上,有攒局者恭维:你们都是文化人呵。
一文兄不悦:你骂谁?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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