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地铁上
我习惯于早上乘最早的一班地铁。
不是第一班也是第二班，六点半到工作单位。这样的作息，已坚持了很久。最大的福利是，感觉一个喧闹的城市因为一个人的早起变得宽松而安静。人车了了，街道空阔，大概此时全市公共服务运行的饱和度还不到百分之一，有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感觉。
这个时间的出行人也是固定的，好像大家的床头贴了同一张作息时间表。
早起的摊贩，晨练的人，匆匆跑步减肥的年轻人，拿“子午鸳鸯钺”的老者……有时，人们的时间和动作精确得像是复制出来，前天、昨天、今天，完全一致，如范而铸，如约而至。
甚至，同一时间，同一趟地铁，同一个车厢的人也几乎是固定的。
一个头发染成蓝色的中年妇女。显然已不再年轻，却仍然不打算在装扮上保守。她每天都是固定车厢、固定座位、固定姿势，固定得像已属于地铁车厢的一部分，守着贴近车门的座位，壮硕而臃肿。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蓝色染发渐渐长至发梢，没有补染，一任下去。看来，她不打算再染这个颜色了。这算是个变化。
一个急急忙忙赶车的小伙子。每天都是急急忙忙踩着点，子弹一样“射”进车厢，每天都带一套纸袋塑料袋层层包好的煎饼馃子，隔着好远还能闻见袋子里撒进去的葱花味。地铁内不允许吃东西，广播里的柔美女声在车厢回荡：车厢禁食……他仍然置若罔闻，大块朵颐。也许，他太需要这会儿时间来解决早餐问题了，也许，他太饿了，一夜体力消耗太大，一大早就饿了。郭德纲是最理解天津人的，他说：一日之计在于馃子。
一个相貌猥琐的男人。服饰经年不变，时间雷打不动，偏瘦，戴黑框眼镜，看不出年龄，约摸四十左右。每天都很早，每天都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车。他应该很清楚，此时不会没有座位，他也只有四站地的车程。而他，每天都摆出抢座的姿态，哪怕没有几个人，也从不按秩序排队，永远急切而蛮横地堵在车厢入口。之后，又急切地逡巡不知该选哪个座位。那么多的空座，常常让他犹豫不决，屁股和手脚总是同时指向不同的方向，拿不定该在瞬间决定选中哪个，像掉进粮仓里的一只鸡。
一个职业正装的体面男人。四五十岁，一举一动，中规中矩，像时刻处在监控探头之下。他从不落座，避免与人发生肢体接触，每天都在车厢一侧顶端站着，背靠金属扶手，固定身体，除了双脚这是他与车厢唯一的接触。他也看手机，但手机屏映出的不是追剧、抖音、淘宝、股市曲线，而是学习平台的答题内容，他总是安静地进行着挑战答题、双人对战、四人赛，看不到输赢，看不到排名，也看不到与这个车厢的关联。
这样的地铁众生相，偶尔也有打破的时候。
清明小长假结束第一天，4月6日，6点02分。一群携带拉杆箱的“银发族”忽然“闯”了进来。清晨的车厢，因为他们，有了短暂的热闹，刚下飞机，“红眼航班”，在机场等到第一班地铁才一大早赶回来。白发苍苍，风尘仆仆，他们似乎有足够的时间支付这样的出行，也有足够的健康和经济条件支撑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依然习惯选择最节省的出行时间和旅行团。也许是累了，他们一行占满了空余的座位，车厢顿时显出从未有过的拥挤。对他们来说，有关旅行的秘密都藏在心里和同样拥挤的行李箱里……箱子手把上拖曳着机场托运单尚未撕掉，像是名牌服装上刻意未剪掉的商标。
清明小长假结束第二天，4月7日，6点02分。一对赤发裸腿奇装异服的太妹嬉笑着相扶进了车厢，夸张的染发、耳坠、妆容、裸露，与略显沉闷的车厢及季节完全不搭，不知道她们经过了怎样的一夜。两人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嘻哈之中，旁若无人，笑得花枝乱颤、东倒西歪、莫名其妙，对一车人的木然、鄙薄、无视、瞠目，也全然不顾。中间，一站停车，她们笑着相搀着下车，又笑着搀着从另一个车厢旋即进来，像是密谋的一次走秀，依然浪笑不止，似乎是嘲笑整个车厢的人。
2.毕老师
春天犯困的时候，就想到哲学老师当年上课时的一句调侃：春困、秋乏、夏打盹，冬眠。
这是大学教逻辑学的毕老师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可能是看到有人上课睡觉吧。他也不恼，一个老师，为了学生上课安心睡觉，连一年四季的理由都找齐了，你还能说什么。
他是莫绍揆的弟子，逻辑学领域的大家。他的课，被周公托梦牵走的人不多，内容虽然枯燥，但讲得幽默诙谐，委实生动。
逻辑，本是与真相有关的方法论，却落了善辩的名声。辩，又是可疑的，巧言令色，常常不论对错只为立场服务。那个年代，国际大专辩论赛烽烟四起，最有名一句是“哪怕反方观点月亮是三角形的，也要坚持是对的”，实锤错误推理也是逻辑实践的内容。关于逻辑学，不知道最终有多少还给了老师。
至今，写稿，最担心的还是逻辑不通。不符合逻辑，也是最温和而致命的批评。
毕老师前年走了，刚七十。
这样一位风趣的先生，走得是早了。
这个不合逻辑。
3.庶民的心机
清朝满人入关之后，因剃发令砍了不少汉人的头。
许多人并不是存心抗命，而是糊里糊涂掉了脑袋的。大概就是在错误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又遇见了错误的人吧。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掉了更多的脑袋，硬是把人杀服了，才心甘情愿削发异服。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岂能遭此大辱？汉人把一部分账记在山东人孙之邂的头上，泄愤似的用锥子扎眼，把头发“植”在他的脑壳上。
按说，汉人如此忌恨这样一条拖在脑后的“猪尾巴”，辛亥革命后该痛痛快快剪辫子了吧。不，偏不。皇帝都剪了，遗老遗少偏不剪，小老百姓也不剪，剪了辫子的，出门也拖一条假的。皇帝的断发没有感召到庶民，知识分子的鼓吹没有打动庶民，民国政府的法令也没有吓倒庶民，就是不剪！有趣的是，就连鲁迅这样硬的骨头，在日本剪了辫子，回来迎娶朱安时，帽子后面也无可奈何地露出一条假辫子来。1936年7月12日的天津《庸报》，报道了一位卖麻花的“河东怪人”，男人，还拖着清朝的长辫，天津人称他“麻花姐姐”。我印象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见过有村童留着清人一样的小辫子。那剪掉的辫子哪儿去了？据说一部分编了褡裢，有一种毛裢就是用头发做的。
清朝满族统治初始，与剃发相对，在放脚上倒也做过好事。甫一入关，即下令“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不止如此，不光不准旗人裹足，还要汉人放足。然，民间对缠足的热恋持续不衰，从康熙到乾隆屡禁不止，反正威胁不到皇权，最后便听之任之。直到近现代，妇女缠足仍然在偏远地区沿袭，山西大同民间曾有女子“赛脚会”这样的顶级赛事推动。新社会，禁令严格，有的女子白天被迫放脚，晚上又悄悄裹起来。
为什么有令不止，依然发不剪、脚不放？
鲁迅的小说《风波》中剪了辫子的七斤，曾叹了几口气，说得诚恳：
“皇帝（又）坐了龙庭了。”
“皇帝要辫子。”
“我没有辫子。”
在庶民那里，世道变来变去，变过去了，还要变回来，辫子不会马上长出来，小脚也不能马上缠好，还是留着。谁知道到时候又有用了呢？
4.文学“秀”
余华刚出的长篇《文城》看过了。说实话，觉得不怎么样，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失望。
当然，我也可以装模作样地说好，连好听的词闭着眼都能写出来：又一部震撼人心的杰作！写出了横贯南北的地域精神和民族共性，充满了隐喻，寄托了想象……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但，事实上，看完的感觉就是写的不好，或者婉转一点说还可以写的更好，至少没有把跨越南北的人的这根线索写出丰富的质感，写出一种现象级别的文本，还不如叫原先的名字《南方往事》，至少看着实诚，不故弄玄虚。
已经有人说《文城》拍成影视，会是多么震撼，我读的时候有这种影视还原的自觉，甚至暂时为林祥福、顾益民、纪小美、林百家拟定了演员，大概会有不错的票房。不幸的是，好的小说要与影视保持距离，若是冲着影视，一定不是好小说。
记得王朔辣评过余华：他要不沉下来，就没戏。我还不知道他呀……患得患失。老强调虚构与现实，你跑不远，躺在屋子里是打不开内心世界的，得经历大悲大喜、生老病死，至少得在边上看一眼。你以为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哭，写出来就是苦难了？你无非是看到了个伤口，你知道痛苦是什么？耍这种小聪明。要么你回到南方，写点散文什么的。
写作也是一种“秀”，大家都在“秀”，没名气的秀才气，有了名的就秀名气，吃定它。比余华多一个“秀”字的那个女诗人，也是一种“秀”，而且也从人气秀出了名气。
文字，各有观者，各有评说。
谁让你秀呢。
5.文化“人”
我还没上学的时候，邻居家的婶子夸自己六岁的儿子：
咱娃天生就是个文化人，大寨的“寨”字那么难写，都写得出来。
那时候，我们村靠路边的墙上都刷了“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最难写的字的确是“寨”。我第一个会写的汉字，竟然也是“寨”。因为，想当文化人。
小学毕业时的毕业照，我照得很傻，像草莽少年，大板牙露出来，没来由地笑着，上衣兜却插了一枝“钢笔”。我记起那应该不是一枝完整的钢笔，而是钢笔帽，照相时男生习惯找个笔帽别上，显得有文化。女生则在脖子上挂一只白棉口罩，口罩从上衣第三颗纽扣处掖进衣折，口罩绳露在衣领外，远远看去，像是衣领镶了一道白边。这是跟年轻女子学的，显得整洁、文明，有文化。
许久以前，一才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红娘介绍对象，说人家姑娘爱看《读者》，毎期不拉，也是文化人。
当年写文著书初始时，一次笔会间的筵席上，有攒局者恭维：你们都是文化人呵。
一文兄不悦：你骂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