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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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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老辈子是凌源塔子沟人,是一户种着十几亩山地养家糊口的小农家庭,因为爷爷中年时遭天灾病业,家里只好倒卖了土地和房屋用于治病。最后,爷爷病也没有治好,撒手人寰,含恨离去,一家人便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际,奶奶领着二男二女背井离乡,逃荒来到宁城八里罕九神庙村,在一个姓金的人家当了女仆,靠她挣来的微薄工钱维持生计。好在金家人是个善财主,对穷人比较宽厚,没有克扣奶奶的工钱。这样,家里边除了奶奶的收入之外,再加上孩子们拾柴禾、挖野菜等贴补家用,总算是能够安身活命了。父亲长大以后,奶奶在家里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找了和家里一样穷的人家,把母亲接到家里为他们办了婚事。父母婚后,村里人都看好父亲的勤谨忠厚心地善良,于是,金家人搭桥引线,让父亲到喀喇沁中旗王府优级学校做饭。(现在宁城大城子王府)从那开始,人们习惯的称父亲朱文友为二师傅。
大约在1939年冬,父亲将母亲和我哥弟三人从红庙子接到大城子,那时我三岁,父亲用挑筐担来的。这是父亲第二次背井离乡落脚于大城子。一家团聚的生活不几年,父亲后背长了个疮,不能上班了。那时没有医院诊所,没有药铺,有病找喇嘛算卦念经。据说请了八、九个喇嘛念经,每天是好吃好喝的伺候,临走还得给不少钱。可是,念经啥事都不顶,病情依然日益沉重。万般无奈,只得找喇嘛藏医尼玛喇嘛来治病。可是,请他治疗了好长时间,病也不见减轻。最后到了病人十分沉重的时候了,有一次又把他请来看病,尼玛喇嘛还和往常一样留下几包药就要走。这时,母亲想起前几次都没给多少钱,可能没留好药。于是,她就请喇嘛大夫留步,把家里微薄的积蓄全拿出来献上,然后跪在地下磕了几个响头。尼玛喇嘛一看拿的钱也不少,也就被母亲的真情感动了,马上改口说,留下的那个药别让病人喝了。他立马又打开药囊袋重新包药,留下连吃带上的药,就走了。
在那时期仙丹妙药没有,不过拿好钱在藏医手中确实也有治好病的好药。母亲说那次尼玛喇嘛下了真货,留下的药真是管用,父亲的疮口很快长了鲜肉愈合了,身体逐渐康复了。
父亲的病终于治愈了,但是也失业了,不能去当他的二师傅了,只好改行给人家打工干活。因为他一直从事厨师行当,对种地不是内行,人家都不用,让他很伤脑筋。这时日本人向各甲要劳工,甲长就用摊派小米的办法雇劳工。当甲长找到父亲说,谁去当劳工给三石米是时候,父亲为了孩子老婆的生计,他就对甲长答应了当劳工的事。那时,母亲生小弟刚满月不久,开始也是阻挡着不让他去,但是为了糊口活命,在被迫无奈之际,只能含泪忍心的放父亲走了。
父亲临走时,甲里给了一些钱和粮,给父亲带上路费和零花以后,剩的也寥寥无几了。其它答应的粮食,并不是当时兑现,而是对户到各家,实际摊派到穷百姓身上。父亲走后,母亲让我哥俩去人家门口喊出大人,叫着大爷大娘大叔大婶的,说:“我娘说没吃的让你们给点粮吧!”好心的给二、三碗,连给半升的都没有,有的则说:“我们也没有吃的了,等等吧!”就把我们打发走了。那时穷人多,都是给人家当佃户的,谁家都没有存粮。好的能糊口,不好的还向别人借粮食维持生活。因此这三石粮就成了口头上的粮,大部分都没得着。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只靠母亲勤劳的双手,冬春给人家做衣服纳鞋底,夏季给薅草拔苗,大忙时节就带我大哥一起帮人拔苗,母亲拔两条陇,大哥拔一条陇,这样她俩一天能挣三升多米。
我在家哄小弟看门。小弟饿哭了,没办法哄,我就把舌头当奶头让他嘬,嘬得我疼痛难忍。有时他嘬着能睡着了,有时饿了睡不着,就得想办法喂食。母亲给做些水饭,让我俩饿了时候吃,我俩有时热吃有时凉吃,什么菜也没有。有一次,想弄点菜吃,也没看有没有人,爬墙进了吴振东地主家菜园子,刚猫腰想薅把葱时,被吴振东二老婆看见:“谁让你薅葱的?”吓得转身上墙跑回家。她爬在墙头上说:“你妈在不在?”我哆嗦着说:“不在,给人家干活去了。”所幸的是,往下她啥也没说,算是放过我了。这是我从小偷人菜吃还没成功的一件丑事,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长大了,也能干一些活了,吴振东种大烟,浇园子让我看畦口子,挣半个人的工钱,一天吃三顿饭,这比在家哄弟弟强多了。
有一年秋天,有人告诉母亲村公所有事让她去一趟,母亲领着我到街东头村公所(现段福贵住的院)一个四合院,我们进院内各屋门都锁着,别人说办公人员都走了。这样人也没见着事也没听说,过后才明白,那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村公所也解散了。
秋后,苏联红军从赤峰、平庄往平泉进发,坦克、大炮和军用汽车络绎不绝,有的汽车拉着军人,大部分军人步行,那时大城子王府优级学校早已空闲,苏军在校内扎营,有不少大人小孩去看热闹,我也去了。王府内的军人叫人进府内,人们不敢进,他们就拿出穿戴衣裤、布料等物品分给观看的人,我也分得一件白绒衣披着回了家,一家人都很高兴。
第二年秋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工作团孔飞带队搞减租减息运动,召集贫苦大众开会,我家也分得了马甲长家的一头瘸了一条腿的乳牛,还分得几亩青粮地。
翌年冬,共产党领导着成立农会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改革,农民称清算斗争。从此,我们穷苦人家翻身当家做了主人。1948年冬大庙成立了喇嘛学校,让小喇嘛和农民小孩都去念书,可是,那时候人们对喇嘛学校都不信任,一般都不去,没有生源,喇嘛学校自然就解散了。后来,政府在东五家村索老爷院内办了学校,招收上五家和下五家两个村的孩子去念书,我就插班到二年级上学,在老师的辅导下很快就跟上班了。那时,教学开始以汉文为主,到三年级加学蒙文, 这便为我打下了蒙汉文兼通的基础。
名人言:“贫不足羞,可羞的是贫而无志”。童年的苦难生涯促使我立志苦学,母亲也鼓励我好好读书,经常是做着针线活陪伴我看书。用于我的勤奋,学业成绩一般在上等线上,期中、期末考试用红蓝黑表示,一般在红杠上,很少占蓝杠,偶尔占了蓝杠,班主任就找我谈话,分析成绩下降的原因,既批评又鼓励,鞭策我好好学习。
解放和建国初期,虽然翻身有地种有饭吃,但是生产方式落后,打粮少,粮食还是不够吃,没柴烧的现象是不罕见的,所以人们还是用瓜菜代充饥。有一次,我吃野菜中毒,被麻醉得迷迷糊糊、昏头昏脑的,不能上学缺了课,班主任知道后,非常担心,亲自来家里了解情况。而且,在农忙时,老师怕我耽误功课,还组织年龄大的同学来家里帮着薅草、拣柴,为我完成家务,解决困难。厚重的师恩和浓浓同学情谊,到什么时候也是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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