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文章成为热点。先是一篇刊发在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章让两所大学的医疗团队互撕，之后一篇发表于世界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又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人们在质疑有关机构是否在2019年12月就已知新型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同时，也引发关于人性的讨论：面对大灾大难，是抢发论文重要，还是抢救生命重要。
诚然，发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论文能够促进学术交流，通过同行之间的研讨争鸣，有利于尽快找到最佳的控制和治疗方案。然而，抢发论文却不同，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首发权”，抢得作者在学科发展上的历史定位。1月30日，Nature杂志发声，从各大学术平台上对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英文论文进行统计，从1月10日起到1月30日，英文论文至少有54篇，其中超过30篇文章出现在预印网站上，抢占先机快速发表。平均每天近3篇的数量和频率，说明了什么？
病疫当前，不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的抢发论文，也是一种病。
很多病的根源不在于肌体本身。诊病、治病，我们既要从本身着手，更要从外围寻找病因。
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一边在临床上和死神抢人，一边在努力寻找宿主，想法设法找到病毒的传染源，这样才能搞清楚防什么、怎么防，如何控制局势、防止恶化。抢发论文的病，也该透过发烧的“表”，深及发病的“里”，这样方可釜底抽薪、根除疾患，切实做到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病后防瘥。
从全国范围看，很多大医院都坚持“医、教、研”一体，近年来更加重视科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上，将在科学引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期刊发表论文情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
如某市属医院晋级副高职称要求发表3篇论文，其中至少1篇为核心期刊、2篇为国家级期刊。某三甲医院在评定副高职称时就要求必须要有SCI文章，且达到5分以上，同时还需承担至少省级5万元以上的基金课题。评定正高职称则更难，三甲医院里优秀人才扎堆，竞争更为激烈，晋升正高时，在SCI期刊上发表文章仅是一个门槛，要想脱颖而出，就必须有更多的文章，积分越高越好。据了解，很多大医院的评价、选拔和激励机制，与此虽不尽相同，但大都采取相似的模式。发表了论文，晋升了职称，才会有更高的发展平台，才能拿到更重的科研项目，才能拥有更多的经费支持。这些平台、项目和经费，又会反过来推动论文的发表、职称的晋升。
抢发论文，积攒量化指标，这是因为人都是有私心的，谁都渴望得到最大的利益。这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个人成长进步的机会，干事创业的平台。这种对利益的追逐，客观上讲，恰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不可或缺，我们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看，大灾大难面前抢发论文的事，虽然在感情上不可谅解，但在情理上倒是可以理解了。
客观地讲，这种把论文作为量化指标、与个人利益挂钩的评价机制，相对于缺乏量化指标、凭主观判断的机制，已是很大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务人员潜心科研，提升并反映了个人的科研能力，推进了医疗行业的前沿研究和医疗事业的建设发展。然而这一做法，其实一直备受广大医务人员诟病。近年来，随着人们治病防病意识的增强，寻医问药的人越来越多，出诊接诊的任务越来越重，面对这样的评价机制和考核条件，医务人员普遍感到压力山大：写论文不比接诊看病，对于很多医生来说这并不是长处，一想到发SCI需要读文献、设计方案、做实验、分析数据，就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使用第二语言写作更是加剧了医生压力。为了应付这种考核，医生往往更多地选择短期实验，因为这样可以更快地出数据，才有可能更快地发论文。长此以往，这种量化考核消磨了医生尝试探索研究兴趣、开展长期但更具价值研究的决心。这种情况，无论对于医生个人，还是对于医疗事业发展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把论文作为量化指标的导向，让医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往往并不是把科研价值作为首要目标，而是重点考虑怎么才能容易发表，如何才能积攒高分，是发临床SCI还是基础SCI，因为相对临床SCI而言，高分基础SCI更好发，但很多单位又不认可基础SCI，觉得“虚”，水分大，可要想申请课题或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没有基础SCI又很难命中。
一个行业里纠结多了、矛盾大了、抱怨久了，很多时候会催生一个新的行业。近年来，在很多医生抱怨发论文“太难了”之后，专职负责SCI发论文发表的行业应运而生。他们承诺可以对医疗实验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深度挖掘，协助撰写文稿，并由外籍英文母语编辑提供专业的翻译和润色，确保语言质量达到SCI国际期刊发表要求，并全程跟踪期刊投稿，最大化提升论文质量和投稿命中率，有的甚至都不需要提供任何资料数据，只要付费，就可以完全买办。这个新生行业极大地满足了医务人员发论文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社会分工的细化，让医生回归临床，也是一种好事。但从目前情况看，这种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链，成为SCI期刊论文的孵化器，很多医生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投入，更便利、更快捷地发表论文，进而获得更高的积分和相应的利益。
追逐利益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利益面前，有的人丧失了做人的品德与底线，忘掉了做人做事的初心。当科学研究成为一份生意，自然就丢掉了研究的本义，背离了科学的涵义。要改变抢发论文的可怕局面，在大灾大难面前让抢救生命优先，比提高个人思想觉悟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健全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形成严格的制度约束、鲜明的激励导向。
医疗事业的发展，关键在医生队伍。医生队伍的发展，人才评价机制是关键要素。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注重考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履责绩效、创新成果、实际贡献”。医疗系统和医疗单位，特别是“医、教、研”一体的医院，应当始终秉承“治病救人”的初心，以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为抓手，在搞好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同步抓好教学和科研，解决好“往下传”和“向前走”的问题。
创新医疗人才评价机制，绝不是大而化之、简单粗暴地“数论文”，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实行灵活科学的考核机制，对医生实行全方位综合评价，顺畅人才晋升通道，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奖励，决不能让“发论文”成为个人成长的瓶颈。要让医务人员从条条框框和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真正投入到医疗和科研中去，决不能用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逼迫他们为了写论文四处搜集甚至编造数据，为了发论文放下医学书拿起外语书，为了积高分放下手术刀拿起圆珠笔。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一名没有发表一篇论文的老师评上教授被媒体报道，该校打破传统评价模式，为“潜心教学、因材施教、教学效果好”的教学专长型老师“量身”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让综合实绩突出的老师摆脱“条框”束缚评上相应的职称，剑指高校教学边缘化的不良倾向，让教学重归高校工作的中心。这件事之所以被媒体关注，一是因为长久以来教育、科研人员评定职称，发表论文是“硬条件”，“没发论文就评上教授”确实是个新闻；二是因为该校的这一办法，确是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的真招实措，值得全社会、各行业借鉴参考。
创新医疗人才评价机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发论文的评价方式。医学类的科研论文，大都基于临床实践，通过对医疗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规律、总结经验、探求方法。发表论文，是促进行业交流的很好的方式。但促进行业交流，写论文、发论文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借鉴部分城市积分落户的思路，制定职称评定晋升的积分办法，将论文发表情况作为其中一个因素，而非必要条件，同时要适当控制论文要素比重，避免重蹈“唯论文论”覆辙。对于发表的论文，也应有个评价机制，价值在哪里，贡献是什么，研究成果是否可以转化，不能直接转化的研究成果如何客观评定价值，以便科学地引入人才评价体系，这是在操作层面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医疗人才评价机制，要用好政策杠杆，用足物质激励。我们不该谬信人性的罪恶，但我们应当坚信人性的本真。能用制度来约束、能用政策去激励的，还是想一些切实管用的措施办法吧。觉悟是珍贵之物，是个人内在的人文精神，是基于文化、基于道德的自觉自悟，我们倡导提高个人觉悟，但不能单靠觉悟来加强管理。将本该用机制、用律法来规范的管理问题，转嫁到要求个人提高觉悟之上，本身就是一种“甩锅”。要区分“平时研究”和“战时应对”，对于医务人员提出的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的意见、应对病疫事件的建议，应当给予更多更广的渠道和平台，给予远高于在SCI上发表一篇论文所获得的收益，让医生敢于发声、勇于发声。要给予国内期刊更好的扶持，鼓励和引导相关论文在国内首发，避免“出口转内销”模式造成信息迟滞，增强国内学术交流的时效性，确保遇有特殊情况能够优先掌握讯息、优先抢救生命，切实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战胜疫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