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托人出书受骗上当。钱比说事时多出了一万多，人家还偷梁换柱，将书号由大陆书号变为香港书号。多出钱是他一次次假托出书涨价问我要去的，书号问题则是他背着我把生米做成熟饭，强迫我承认。此两个欺骗之外，还有第三个，那就是他说自己有个5万元的账未结，把我的钱占了，从印刷厂取书还需6000元。我这个老实忠厚的人，给他再寄出6000元时，只是关照他他将书从邮局寄出，再不要从快递寄出，因为，在书稿校对的过程中，他总是将一本书稿从快递寄出，让我一本书出50元（邮局寄21元）快递费。按规定，一切费用，我都是出得绰绰有余了。但他还是从快递寄回来了，费用花了800元。我问过邮局，那些书从邮局寄，就是200元。
不管怎么，伟大的浩瀚的出书（40000字，200页，500册），经历了三年，总算结束了。我欣喜的打开新书，看了版权页，却发现书号不对，经过查对，原来说好的大陆丛书号换成香港书号！
我赶紧打电话问，不料他踌躇满志，说：“已经印了，你说怎么？”我才知，整个出书的过程，是一系列上当受骗的过程。骗子几乎在各个环节，都一无所遗的、周密细致设了骗局，而我像算盘珠子，由人家拨着，一一入局就范。亲戚办事，我多花了11000元，而就算应该付给劳务费，也就是10000元的十分之一吧，因为占用时间，也就是两次送书稿，其余出书事宜，全在电脑上，电话上完成。
我要他算账，他不接电话了；我发短信，不知他是怎么设置，短信也发不出去。
于是，我想到了借助法律手段干涉此事。
我进了诉讼的机关，从墙上的分工表上找到相应的某人。我已经考虑到了精炼扼要的叙事，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我：我出了一本书……
他打断我的话：书出了，你还有啥话说？
我：……是香港书号……
他又打断我的话：香港书号又不算盗版，现在允许看嘛。
两次开口，均让他将我的话锋折了回去，看见他那个样子，端着茶，乱翻报纸，根本没兴趣接纳我，我就一口就咬在要害上，再说：是这样……
官：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去找大门口楼上的小杨！他已经很不耐烦，干脆是下逐客令。
我没当过官，心想这做官人恐怕是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透你的五脏六腑吧，我只得出了官的房间找小杨。
小杨看来还拿不住事，想了想，说：你跟我来。我随他进了另一办公室。那里有两个人。我就把出书一事扼要叙述了一遍。他们三人就东一句，西一句，无边际地扯起来。其间将我出的书翻了一番，眼看12点快到了，有一位说：你得去找书籍检验部门，得有个检验证明。我想说人人都有电脑，将图书的版权页的“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六位数）输进去，正确的，版权页就会出现；不正确的，就有文字说明等，他们三人急于下班，我也只能就将话咽下去。那个小杨倒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还得给领导汇报，我看他进了我出来的那个官的房子—–原来，我没找错人啊！
哪里去找“有官不作为”，哪里去找“尸位素餐”？不让人说话，遇事踢皮球的那种官，小杨所谓的“领导”就十足的够格了。给狗吃一点馍馍，它还向人摇尾巴呢；拿着纳税人的钱，不吃凉粉还占着板凳，还是“领导”？这个领导哪能与《九品芝麻官》里的官相比啊？九品芝麻官还知道“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呢。
养猫为了捕鼠，疆吏是为了御敌，法吏为了触邪；养这个踢皮球的官，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想起这样的事：当一桩极端事故发生后，总听到有人说：某某不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却采取了极端的做法，结果，本来有理变成了犯罪！是的。但当人们将自己的权益被侵害诉诸法官时，一遇再遇我所遇到的那样的法官，而且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有理告状者碰得头破血流，弄得倾家荡产，逼得铤而走上犯罪之路—–看来看待此事，就不能简单地全怪走极端的人了。处理这样的事，占着板凳儿又不吃凉粉的法官，应该应负有若干责任，因为是他关闭了上告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