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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条河

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写到:“人生啊,是这样不可预测,没有永恒的痛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像流水一般,有时是那么平展,有时又是那么曲折。”每一位父亲都是一条河,时而清澈见底,时而深不可测,我的父亲就是那条秋日里蒹葭苍苍、白雾迷茫的月河,我的思绪透过那白雾,努力地追寻着他的一些足迹。

不幸的童年时代



1938年5月22日,浙江省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大嵩村,漂亮的姑娘杨月英迎来了她的“好日”。那一年杨月英17岁,她的心上人张云章20岁。在鄞县的大嵩乡下,举行婚礼的日子被称作“好日”。之所以被称为“好日”,当然是因为这一天对于嫁女儿的娘家是个好日子,对于娶媳妇的婆家也是好日子,对于出嫁的新娘、娶妻的新郎更是个好日子。根据大嵩的习俗,“好日”不是一天,而是三天三夜。亲戚朋友都将在这三天里开心喝喜酒、尽情闹洞房。对于太爷爷和太奶奶来讲,这个“好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他们的大儿子张潮和妻子带着一岁半的儿子张蓓蕾也来参加弟弟的婚礼了!
这真是非同小可啊!
那时候爷爷常年在外奔波,早就将他的父亲给他定好的一门亲事“毁约”了,在外面与自己的革命伴侣——韩爱鑫结了婚。但并没有在大嵩村举办过婚礼。对此,太爷爷和太奶奶一直耿耿于怀,仿佛名不正言不顺似的。这下可好了,太爷爷和太奶奶正好可以趁小儿子的“好日”,向亲友们宣布一下大儿子的结婚的事情,让大儿媳亮亮相,更何况还添了长房长孙,真是三喜临门的大好事呀。
第一天、第二天,张家上上下下沉浸在极大的喜悦里,第三天,是“好日”的最后一天,这天还有好多仪式,会掀起另一个高潮。
一早,大家几乎都起床了,为即将到来的诸事做着精心的准备。可并不见老大一家三口,还以为他们太累,睡过了头,大家也并不在意。
突然,他们的房里传出了婴儿哇哇地啼哭声,而且哭了很久、很响,大家很奇怪:怎么没有大人哄哄他呢?太奶奶敲门也无人答应,不得已,去推了下门,门是虚掩的,进去后,发现床上只有自己的孙子在嚎啕大哭,却不见老大两口子的身影。
爷爷在床头留下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给父亲母亲的——告诉他们两老,因为有要紧的事必须马上就走,怕不答应只能不辞而别;第二封是给自己才新婚两天的弟弟、弟媳的——请求原谅之外,主要是把自己的一岁半儿子托付给他们;最后一封信是给彭年先生(爷爷的私塾老师)的,请先生给父亲母亲做个解释,说他们夫妇俩是参加抗日活动去了。
仿佛平地一声雷,更仿佛一场突发的地震,整个张家乱成一锅粥了!
太奶奶在痛哭。大儿子悔婚,在外面做作主张地结了婚,常年不回家,也不见带一分钱回来,已经让人够焦心、够窝火的了。现在总算一切成为过去,一家三口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却顷刻间又化为了泡影!更严重的是他俩不知去向!这“抗日”是什么呀?不就是去打仗送命吗!
太爷爷在发怒。太爷爷的脾气整个南门街没人不知道的,好端端的都没有笑容,脸上整天像刷了一层浆糊。好不容易小儿子结婚,大儿子回归,脸上也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一瞬间却遇到了这样谁也料不到的结局,真是路发冲冠!要不是顾及还在“好日”之际,真不敢想像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新婚第三天就抱起了个婴儿,杨月英的“好日”落幕了。
没过多久,在安徽省隰县战场上,已经成为新四军战地记者的奶奶就被日军的轰战机扔下的炸弹削掉了一只胳膊,血如泉涌,死在了爷爷怀里。擦去泪水,爷爷把奶奶就地安葬后,继续奔忙于他的革命事业去了。
懵懂的父亲的父亲一夜之间永远地失去了母亲。
善良而又贤惠的张家新媳妇对外掩人耳目说这个小囡囡是自己的儿子,用稀饭和菜汤喂养他。可能是营养不良吧,父亲小的时候出了名的笨,别人家同龄的娃娃都会走路会说话了,他还要被婶娘抱在手里,放不下。稍大一点,学不会走路,老摔跤,摔了也不知道用手撑一下,也不知道抬起头来,就趴在地上,一脸的眼泪、鼻涕加污泥。常常弄成一张大花脸,每每由此引得他爷爷大发脾气,吃磕栗子(安康汉阴方言,用指关节敲小孩的头)也就免不了了。父亲的爷爷是个典型的旧中国农民,经历过灾荒年月的他,生活节俭的近乎苛刻。家里从来都不买鱼,后来长成大孩子的父亲实在有些馋了,便去附近江里抓些鱼和螃蟹,去池塘里摸些泥螺拿回家吃,父亲也因此练就了好水性。每顿饭米下锅之前,父亲的爷爷总会从量好的一盆米中抓出一把放到一个坛子里,日积月累,到下半年时,居然也攒了几坛子米。不过天气热了,米长出了许多米虫,吃饭的时候,年幼的父亲看到碗里的米饭里有很多米虫,觉得很恶心,于是忍不住用筷子把那些米虫挑出来,这时候他爷爷又会很凶狠地往他头上来几个磕栗子,于是父亲只有强忍恶心吃下这碗半是米半是虫的饭。用钱也是这样,父亲的爷爷会从一叠准备要去开支的纸币中抽出一两张放进坛子里。解放后,太爷爷的家里还有十几坛子已经作废的法币。也得益于太爷爷的精打细算,家里虽然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总算没有饿死人。父亲的叔父陆陆续续生了三个姑娘、两个儿子,被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得都快喘不过气来,本来脾气暴躁的他对父亲更没有好脸色了。

司机随笔《平凡的世界》的图片 第1张艰苦的青少年时代


爷爷于1938年八月被组织派遣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十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三八式”干部。从1944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中央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当编辑兼记者,1949年担任总部为西安的陕西群众报总编辑,1950年担任陕西日报总编辑。1950年,也就是建国后的第二年,工作和生活暂时安定下来的爷爷在陕西群众报上刊登寻找自己父母亲的寻人启事,被他弟弟的一位朋友看到了,这位朋友把这则寻人启事剪下来,送到家里,他的弟弟这才根据寻人启事上面刊登的地址与哥哥取得了联系。
1950年秋天,爷爷带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马超卿(老家为陕北米脂县的一位美女)回到了自己离开了整整12年的老家——鄞县大嵩村,见到了年迈的父母和即将要上初中的儿子,这时的悲喜一言难尽。爷爷要把父亲带到西安市去生活了,也许预感到以后再也见不到孙子了,把父亲送到码头的太爷爷哆哆嗦嗦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九毛钱(相当于现在的90元钱),塞给了孙子。爷爷带着妻子和儿子从宁波市乘船到了上海市,又从上海市乘火车到了西安市。
回到西安市后,爷爷把父亲送到了陕西西安省第二中学(现陕师大附中)上学。爷爷一方面工作上忙得不可开交,另外一方面为了锻炼父亲,寒假和暑假都让父亲住在学校里。1951年暑假,父亲的婶娘已经把家搬到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她抑制不住心中的思念,来西安市看望父亲。见到了13岁的父亲,那样子真让她心疼坏了。衣服是脏的,布鞋前面都被光溜溜的脚趾头顶出了个洞,好长时间没洗澡,身上一股汗臭味。她问父亲为啥不穿袜子,父亲低头不语,因为他不好意思说爷爷给的钱不多,自己就没买袜子。寒假里,班上的同学和老师都回家了,偌大的学校只剩下父亲这一名学生和几位值班的老师。宿舍里冷的像冰窖一样,实在冷得受不了了,父亲就到操场上去跑几圈,把身子跑热了,再回到宿舍看书学习,过一会儿又冷了,便去宿舍外面不停的跳,跳热了,再回到宿舍用被子包住腿,继续看书。那时候爷爷住在省委大院,偶尔爷爷也会叫父亲去单位灶上吃饭,时任西北局总书记的习仲勋同志见到父亲还会亲热地叫他:“小鬼”。长期的集体生活,让父亲把同学、朋友看作亲人。父亲学习成绩很优秀,还很喜欢运动,尤其喜欢乒乓球和足球。在这所学校,父亲一直上到高中毕业。
1956年,父亲参加高考,发挥得不理想,最后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专科,学的是数学专业。在陕师大,父亲各方面表现优异,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和校足球队队长。父亲说他记得在上大学期间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他们队取得了一场重要比赛的胜利,学校奖励他们吃包子,不限量。吃的最多的一位同学吃了50多个包子,父亲自己吃了40个包子,最后每个人都撑得筷子掉在地上捡不起来。好景不长,没过多久,频繁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先是“大炼钢铁”运动,陕师大校园里竖起了炼钢高炉,老师和学生们把辛苦收集来的废铜烂铁投了进去,最后炼成了一堆废铁。那个年代年轻学生思想都特别好,1959年,父亲大学毕业的时候,联系了班上两位关系好的同学向学校当组织递交申请,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教书。当时陕西省安康地区汉阴县教师很缺乏,于是完全可以留在西安市工作的父亲,被组织分配到汉阴县当老师。爷爷也很支持父亲的决定,并且引用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来勉励他。

步步惊心的青壮年时代


 

汉阴县位于一片盆地之中,北有巍峨的秦岭山脉,南有连绵的巴山山脉,月河这条汉江的最大支流穿汉阴县城而过,浩浩荡荡向东直奔安康市。
穿过的一片茂盛的芦苇,父亲来到月河边上。清脆的流水声是那么悦耳,仿佛是一首动听的歌。夕阳下河面波光粼粼,仿佛是无数的碎金子在水面沉浮。极目远眺,烟波浩渺。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心旷神怡。这里也很美呀!可是他想不到,马上要起风了,这里将掀起惊涛骇浪。
父亲在大学里就是高材生,教起书来也是得心应手,他教书深入浅出,语言幽默,深得学生喜爱。多少年以后,父亲的一位学生回忆起父亲上课的一些情景给我说,张老师有绝技!上几何课时,不用尺子,能用粉笔画出一条标准直线,不用圆规,能用粉笔画出一个标准的圆。父亲平时里也爱去学生家中家访。汉阴县是酒乡,农村里几乎家家都会酿杆杆酒(玉米杆酿的酒,大约二三十度),父亲来到家里,主人就会用搪瓷缸子倒满杆杆酒来招待这贵客,时间长了,父亲练得酒量奇大,最厉害时一顿能喝两斤白酒不醉,而且左右手都能划拳,一般人喝不过他。1962年,一位姓张的老师(母亲叫姑姑)把自己的侄女张德凤介绍给了父亲。1963年父亲和这位姑娘结了婚,把家安在一个叫三同三队的农村生产队里面,平时里父亲在距家二十几公里之外的蒲溪中学教数学,母亲在距家两公里之外的三同小学教语文。1965年大姐出生了。
父亲业务能力强,政治上表现又很突出,又属于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子弟,学校方面很重视他,让他担任了领导小组组长。暑假里,父亲还带着一批年轻老师和学生去砍柴卖钱,给学校增加收入。父亲把去砍柴的队伍分成两组,不太会游泳的一组人在上游的森林里砍了柴,用葛藤扎成捆,推进河里任其顺流而下。擅长游泳的几位,则由父亲带队,在月河下游打捞柴捆子。一次,在河中打捞柴捆子的父亲被卷进一个大漩涡之中。生死攸关之际,父亲的头脑很清醒,沿着漩涡的切线方向猛地划了下水,挣脱了出去。而这,只是他生死劫中的一次。
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初,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让人觉得压抑得喘不过气起来。领导小组副组长谢开鼎老师是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对平日里占尽风头的父亲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早都想整倒他,取而代之了。他跑到学校党委书记那里诬告说:“张蓓蕾反对学校买毛主席像,说买这个卵有啥用!”那个年头,侮辱毛主席像都是杀头的罪,党委书记不敢怠慢,迅速把此事向安康地区党委做了汇报。安康地区党委立即成立了专案组,把父亲隔离审讯。在审讯室里,父亲大叫冤枉,说自己不会也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后来专案组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传唤了几十位老师和学生,结果大家都证明父亲从未说过这句话,“这个卵”这样的话就不是他的语言风格,完全是不实之词。父亲终于被无罪释放,而诬告父亲的谢开鼎老师居然也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专案组领导还警告父亲不得对其打击报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爆发,汉阴县立刻处于风暴眼之中。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汉阴县的干部群众成立了两个造反组织,一派叫联司,主要成分为教师、汽车司机和城市市民。另外一派叫红三司,主要成分为政府机关干部和农民。两个造反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砸烂了公检法这些单位,冲进了县武装部抢夺了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武器。两派都号称自己才是最正宗的革命组织,要武装保卫毛主席。继而互相攻击,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司机随笔《平凡的世界》的图片 第2张
1967年7月,红三司的队伍冲进了蒲溪中学,抓住了身为联司高级干部的父亲(父亲当时在为学校看守财产),大为兴奋。把父亲绑在树上,用块子柴(把碗口粗细的树干劈成三瓣,每一瓣即是一根块子柴)往死里打,让他交待同伙下落。父亲那天穿的白衬衣,嘴巴和下巴被打破了,胸前流了一大片血。不知道被打了多久,昏死了过去。这时候,有位平时天天在学校门口卖米面馍(汉阴县的一种小吃,用米粉制成,白色,略带酸甜味)的老太婆,因为父亲平日里总去买她的米面馍所以认识父亲。上前去对殴打父亲的那个人劝阻说:“造孽呦!人都被你们打死了,还要打他的尸体干什么呦!”,那个人才住了手。当天晚上,父亲的一位学生家长——邹翠华的父亲邹宗如冒着生命危险把父亲救了出来。在邹宗如他们家刚刚吃过一顿饭,就听说红三司派人来追杀父亲来了。急忙收拾了些东西,邹宗如带着父亲和另外一位躲藏在他们家的寿好伦老师连夜走小路进入了佛坪山中,从那里翻过秦岭去西安。追杀他们的红三司七人组甚至在他们坐过的石头边捡到了剥下的鸡蛋壳。父亲惊险地逃出生天,从西安坐火车去北京,投奔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部级干部)的爷爷。父亲后来给我们说,当时要是被红三司的人撵上了,大概率要被劈死或者乱棍打死。汉阴县的老百姓们听说父亲又逃得一命,惊叹地说:“张蓓蕾真是二世人(活了两辈子的人)呀!
父亲逃走后,母亲带着大姐逃到山里亲戚家躲藏。联司和红三司之间的武斗愈发厉害,人命像韭菜一样不值钱!,红三司从深山里招来的傻头傻脑的农民斜挎着抢站在汉阴县主要路口,遇见可疑人员,立即逮捕,稍加审讯甚至不用审讯,一枪打死在路边是常见的事。一伙红三司执勤的人,白天把电发地雷埋在路上,晚上把地雷收起来放在值班室里喝酒。结果有个傻兮兮的农民怎么也想不通两根电线一搭地雷就会爆炸的原理,充满了好奇心,总想去试试。“这可碰不得呦!”,被人制止了。一天晚上他趁人不注意,把两根线往上一搭,结果把包括自己的一屋子人都炸上了天,一时引为奇谈。1968年5月,联司展开大反攻,与红三司的队伍在涧池(靠近汉阴县城的一个小镇)激战,杀死对方多人,光俘虏都抓了几百个人,还活捉了红三司的总指挥巫其祥。5月9日当晚,联司高级干部召开会议,大家群情激愤,说巫其祥极其残忍、非常恶毒,不活埋不足以平民愤!在汉阴县的北坡上,活埋巫其祥的坑都挖好了,五步一岗,三步一哨,戒备森严。幸亏联司的总司令柳忠宪(也是一位教师)保持了理智,只是让巫其祥交代了下问题,认了个错,然后第二天派亲信徐家喜用闷罐子汽车秘密地将其送到宁陕,就地释放。后来柳忠宪得到线报,不禁心惊肉跳,红三司那边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联司的人杀了巫其祥,他们就会把关押在恒口和安康市内的1000多俘虏,全部就地活埋。柳忠宪晚年在回忆录《我一生》中写到:双方杀红了眼!在汉阴县南山漩涡镇,每三天就要公示后处决几个人。在恒口镇活埋的60个人的尸体,在蒲溪中学向成千上万的人展示……直到文革结束,汉阴县在武斗中到底死了多少人也没有精确统计。
1968年8月,省军区根据中央精神,派遣军队进驻汉阴县,下令双方交出武器,半个月之内停火。汉阴县的武斗终于平息。
1968年9月,从北京回到汉阴县的父亲,因为做事公正,群众威信高,被组织任命为汉阴县平反委员会主任。平反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武斗期间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杀过人的人要移交到有关司法单位判刑,罪行严重的,甚至会判死刑。那时候,父亲手握生杀大权。那一段时间,来找父亲求饶的人,来找父亲要求报仇的人络绎不绝。父亲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的政策为准绳,公正地审理了相关案件,没有冤枉一个人。对于武斗期间迫害他的人也采取了宽容态度,没有利用手中职权报复,获得了汉阴人民的更大好评。

平静的晚年


不想从政,父亲回到了学校当老师,后来担任了蒲溪中学的校长。父亲潜心研究学术,有多篇数学论文在一些国家级教学刊物上发表,先后获得了“陕西省优秀教师”、“全国特级教师”等荣誉称号。一直在学校的高中部任教,把好多学生送进了大学,为汉阴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父亲晚年时还回忆,有一年高考他押中了一道大题,那一届的学生不少人因此考上了大学。父亲非常自豪。
父亲爱朋友,家里经常来客。有时候,星期天家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客人来来往往,都没断过,母亲这一天做饭都要做十几顿,好脾气的母亲都颇有怨言。
1986年,中国核工业405厂子弟中学缺乏优秀教师,几位老家是汉阴县的老乡向厂里大力推荐了父亲。考虑到日渐长大的儿女的前途和母亲的强烈要求,已经50岁的父亲接受了405厂教育处的聘请,带着全家人调动到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洋县的405厂子弟中学工作。
厂里啥都好,母亲很满意。父亲不太满意,因为从此没有许多人陪他喝酒了。父亲用了好几年时间才适应过来。
来到405厂子弟中学的父亲在工作方面依旧表现优异,后来被评为“国防科工委优秀教师”。又把好多厂子弟送进了大学的殿堂。
终于没有那么忙了,于是买菜的活就被父亲承包了。市场上的卖菜的、卖水果的小贩和农民都喜欢父亲,因为他买东西从来都不挑不拣,也不还价,父亲喜欢吃鱼,隔三岔五就会买条大鱼烧给我们吃。有一年夏天,父亲中午下课后去自由市场转。厂里的自由市场只营业半天,这个时候,卖菜的农民们基本上都收摊回家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摆了条死鱼在市场门口卖,无人问津。父亲同情老人家,二话不说买回了家。母亲看了,说这条鱼有点不新鲜,父亲说不要紧。随即用葱、姜、料酒精心地把鱼烧好。天哪!烧好的鱼块都不成形状了。我和三姐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太臭了!“你们还挑三拣四!”父亲大怒!随即端过盘子狠狠地吃了几大口。然后他也不吃了,因为实在太臭了。
1987年夏天,爷爷来到405厂看望父亲,这对几十年里离多聚少的父子终于又再次见面。厂长纪世鹏听说张潮同志来了,非常重视,来拜访了他,说欢迎他到厂里任何单位走访。并且给爷爷配了专车,只是爷爷一次也没用。爷爷爱吃“白斩”,一只整鸡放大锅中煮熟,再斩开,蘸酱油吃,他觉得很香。芋头也是,连皮蒸熟了,蘸白糖吃。每天下午饭时,还能陪父亲慢慢地喝一点酒,慢慢地聊天,一顿饭吃好长时间。在405厂住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是他们父子一生中最悠闲、最温馨的时光。
1988年9月13日,回到北京才一年多的爷爷因突发脑溢血去世。1988年9月22日,他的老朋友习仲勋同志来到北京医院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并与家属握手致哀。
我们姐弟四人也相继长大,大姐在汉中市一个事业单位参加工作,家也安在汉中市。儿子从上海大学硕士毕业后,在成都市安了家。二姐西安统计学院毕业后,先是在405厂工作了两年,后来辞职了去了深圳,再后来把家安在了广东省东莞市了。三姐在405厂上了技校,毕业后在厂里工作,后来在厂里找了对象,结了婚,现在儿子在日本同志社大学读硕士。我在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回到405厂工作,也一直在405厂生活。儿孙们过得还不错,父亲心里也很安慰。
汉阴人重感情,时不时还有父亲的老朋友或者学生专程来家中看望他。父亲总会很高兴地把我和三姐都叫回家,做上满满一桌菜,陪客人喝酒。
逢年过节时父亲也很高兴,儿子、孙子都回家了,满满一屋子人。照例做了满满一桌菜。“吃鸡头聪明”,父亲笑眯眯地把红烧鸡头夹到淇淇(我的小儿子)碗里。父亲认为红烧鸡头是世间美味,只是他总会把这美味让给自己最宠爱的人,以前是我,现在是淇淇。大姐夫和三姐夫陪父亲喝酒,可惜他喝上二三两酒便会脸色绯红,继而昏昏欲睡了。他还是很享受这样的时光。
转眼之间,我的父亲已经到了耄耋之年。2018年,体弱多病的母亲去世了。两个姐姐离得远,三姐和我也只有在休息日去陪陪他老人家。请的全职保姆非常注意养生,一吃完饭,洗完碗,就出去锻炼身体去了。听保姆说,父亲经常在半夜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把电视机声音调的很大,他开始怕黑,怕孤独了。
汹涌澎湃的月河在冬日里化为了一条小溪。那个曾经身穿白衬衣的意气风发的青年也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廉颇老矣,美人迟暮,本是这世间最令人伤感的事情。或许,人生本寂寞如雪吧!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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