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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的梦

每一个人都曾年轻过。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都苦苦地挣拼过。我们有许多年轻人本身也是是文学爱好者,甚至对文学、对写作,多年来一直是非常执着的追随者。文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魔力,使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人,成为一种终生梦想到现在还没有醒来?尤其是我自己——我想根据自己的经历,晒一晒自己的“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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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给了我文学细胞、让我对写作、对文学灵动的,还是我娘。

 

娘哺养了我们兄妹五个,我是老大。娘是完小毕业,记忆中的她哄孩子的时候,就给我们讲寓言故事,偶尔还给我们背诵她上学时读过的课文和诗歌。娘的娘家是大财主。我的老爹脾气暴躁,一辈子就知道在地里劳作。娘经常自叹心强命不强。

 

我的命和娘是系在一根绳子上的。小时候听爷爷讲,生我当天,娘突然昏迷不醒。急急送到县医院,医院让把人拉回去,认为没救了。爹拉着不省人事的娘,走到杏林镇,碰到镇上一位闫姓医生。面对我爹的哭求,闫医生心一横:两条命呢,试试看吧!在一孔窑洞里搭了个手术台,救了娘的命,也保住了我。

 

命是保住了,而我气若游丝,三天三夜不睁眼。老人听信偏方,掰开嘴给我灌了米粒大的一粒药,我当下浑身乌青,奄奄一息,一会儿便没有了呼吸。人们从号啕大哭的娘的怀里把我夺过来,扔在了院子里,我的堂奶一边指着院子骂:为了你个小孽障,差点把你娘都搭上了!一边打发人去请命苦的疙瘩老汉,把我扔了。十冬腊月,我被剌骨的寒风一吹,小腿挣扎着一阵抽搐,又有了呼吸——居然缓过来了!

 

多年以后,人们拿我开玩笑:好悬哪。要不是腿那么一蹬,就没有你了!

 

从此,“恩”和“悬”成了我的乳名——“恩”是为了不忘闫医生救命之恩,“悬”是因为我降生三天之后的“命悬一线”。

 

因为是长子,尤其是出生时历经劫难,所以小时候就特别得宠。我过满月当天,据说发生了两件事让家里人很是惊喜——抱着我“撞干大”,结果撞了个教书先生;让我在炕上的什布盘里胡乱“抓阄”,我抓了一支笔。

前者有人证,倒有可能。后者不可信,没有物证。世代种田人家,笔从何来?

 

在我小的时候,知道中国最缺的有三样东西:粮、钱、书。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我们,家家为孩子每个学期的学费无着而愁苦,课外书尤其是小说之类,一般是看不到的,看到了,也是买不起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四大名著都是禁书,记得从1973年—1975年,全国三年只出了两本长篇小说,就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本书,全国人在看。从电影到舞台,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本样板戏,又是京剧,又是秦腔,城市农村都在演,人人都是演员。好多人因为演样板戏中的反面人物,其人物的姓名竞成了他的外号被一直叫了下去。我们村上就有那么几个老人,在《智取威虎山》里演过“八大金刚”,已经死了七个,现在只剩下一个了;还有一个演土匪头子“座山雕”,好多人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都把他叫“座山雕”。去年我回老家村里人还在说,那个“座山雕”也死了。农村当年是没有文化的,样板戏便是唯一的文化艺术。那些唱段从音乐到词句被千锤百炼,很经典的,所以样板戏便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写的两部中篇小说,它的原形戏子杨花和男旦,这两个不同命运的人物的原形就来自于样板戏年代。

 

从小学起,就爱上语文课,爱写作文。听人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讲了一遍的生字全都会写了,但是个子低,够不着黑板,老师便抱着我在黑板上写,写了一长串;我从小爱看书,却没有书可看,每学期一开学发的新课本,就成了我的最爱。我先把语文课本找出来,躲在麦草垛背后一篇一篇地读,到老师讲的时候我早都懂了。然后是想办法借高年级的语文书,通读。样板戏剧本整版整版登在报纸上,我想办法借来,一遍一遍地看,记唱段。后来,老戏开始公演了,我又四处找那些“解禁”了的老戏剧本,都是文革以前的发黄的破旧不堪的唱本,其实“文革”以前那些文艺作品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品,故事唱段都非常经典,我把那些破烂借过来,一遍一遍地看,抄,背。正月,跟大人串亲戚,我最关心的不是中午的臊子面,而是亲戚家刷满炕墙的一张张旧报纸——那是真正的“墙报”。一到亲戚家我就找人家墙上刷有报纸的屋子,从炕头看到炕尾。要是没有“墙报”,就翻找亲戚家“文革”前的烂课本,主家待完客、我们要回家了我还没有看够,亲戚便说:咋就爱这些破烂课本呢?爱看就给娃拿回去看吧!反正都是以前的破烂,没有用。拿回这些旧课本,我如获至宝,在煤油灯下一看半夜。有一次因为看书,因为离煤油灯太近,竟将自己的帽沿燃着了,等娘发现的时候帽沿已烧了鸡蛋大的一个窟窿。

 

1974年,我15岁。当我想写东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支钢笔。

 

当时的农村娃,不要说是钢笔——倘若拥有一支圆珠笔,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因为太费油笔芯,我没少挨爹的责骂。写作的灵感和冲动一上来,兴奋得不能自已,晚上不睡觉偷偷爬起来,在柜盖、在炕边上写;一晚上,28页的作文本写得只剩下几页……文学就这样植入了我的生活和灵魂。

 

直到1975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对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一方面为吃不饱饭发愁,一方面为没有书读苦恼。那时候,书店里没有巴金、冰心、鲁迅,更看不到唐诗宋词、小说散文。一本《延河》《宝鸡文艺》全班私底下传了一学期。学校有一个图书室,基本上常年锁着,只给几个老师晚上借阅,不给学生开放。我平生当过一次贼,是跟同学脚踩着肩,趴上学校图书室的门顶,撬开“倒隔”窗户钻进去,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的书。文学使我忘却了饥饿、寒冷和生活的艰难,也使我的内心更加丰富,感情也更加脆弱;文学使我悲天悯人,催我早熟。我在别人寻找童年乐趣的时候,便因文学而开始过早地感悟人生命运的多变与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

 

在农村,如果没有一身蛮力,是最叫人瞧不起的。我的瘦弱成了父母的心病。高中没读完,家里早早地花钱给我订了婚。我和一个农村女娃在双方家长的眼皮下“遇面”了,见面的时候,那女娃头拧到一边,一劲咬着头巾边儿,脸红得像块布。所以到现在我想不起她的模样。

 

二三月缺口粮。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被脾气暴燥的父亲喝斥着推上自行车,驮着一百多斤苞谷为那女娃家送粮食。到其村口,我找不到她家的门,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上前就问:老哥,某某家在哪达?他愣了一下,说:跟我走。后来才知道那位被我唤作“老哥”的,就是差点成为我岳父的前辈。

 

 

1976年,上高二的时候,我就自己提笔写诗、写散文了,胆子也大,小说也敢写,戏也敢编。我16岁,就悄悄向外投稿,默默地等编辑部的来信,而每次等来的信都是厚厚的退稿信,里面装的是给我寄出去的稿子。就这些退稿信对自己看来也是莫大的鼓舞——我毕竟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了!就把那些牛皮纸退稿信封积攒起来,舍不得扔;我曾经把收到的退稿订起来,还做了一个封面:起了个名字:《我的自选集》。

 

文学也耽误了我的大学梦。

 

喜欢文学的人数理化往往一塌糊涂。连滚带爬刚刚读完高中,上高二时,爱好文学不能自拔,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在书桌里偷偷看小说,经常因此被收书,罚站。

 

我高中毕业时,国家拨乱反正,百废俱兴,恢复高考制度——那正是1977 年。坐在高考的考场我连“不等式”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的一些文友虽然很聪明,不傻不呆,但是在高考时几乎全军覆没。都是因为喜欢文学害的。所以在这个以高考为人材标准的社会里,文学是最能误人子弟的怪物。

 

第一年高考落榜,回乡务农。在当时农村,如果你有文化却没有一身蛮力,是最叫人瞧不起的。队长一看我很高兴,说正好,你把咱队上的黑板报和和厕所承包了,这两个地方最有人气,去的人也最多。我说黑板报我可以办,但厕所我不管。队长立马就燥了:撒泡尿照照你,你一个落地书生,汉小力薄的你说你在生产队能干啥?

 

队长没办法,便派我去护秋。跟我一起护秋的是几个插队的知青。在当时的农村,由于缺少文化与文明,知青便是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很崇拜知青,仰慕知青,他们身上有着农村青年打死也找不到的气质,他们那洗得发白的衣服总散发着好闻的香皂和肥皂沫的味道,尤其是女知青。她们吆麻雀的声音很特别,她们用普通话骂人也很好听。从知青的身上,我解读出城市的元素,让我向往城市的生活,坚定了我继续复习考学的决心。知青激励我考学进城了,进厂分到处室了,而我们村上那些知青都虽然返城回到宝鸡,却百分之百地在工厂当工人,有些早已下岗。因为他们都没文凭,都没上过大学。当年的队长,有一次回去见了还说:我早就说过你小伙就不是干庄稼活的人么!我说对了吧?

 

后来,秋收了,没有麻雀可吆了,后来,秋收了,没有麻雀可吆了,生产大队组建民兵连,我被选派当了民兵。

 

时值“文革”后期,全国形势一片紧张,有道是:美苏两霸“亡我之心不死”,要“全民皆兵,准备打仗”。我们从初中到高中,外语课学的均是战备用俄语——“举起手来!”“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民兵连的任务是挖防空洞,修战备工事,野营训练,抢险,还有实弹演习。有时候半夜三更突然枪声大作,有报告说:接到战斗命令,苏修出兵深夜“偷袭”我们了,要准备打仗!大家于是紧急集合,一口气跑了二十里路,然后在一片苜蓿地里“匍匐前进”,又纷纷爬到坟头背后“埋伏”起来,直到天亮,然后发起冲锋。有一次在发起冲锋时,一个民兵掉到崖下摔死了,晚上的演习才不再搞了。

 

因为我会说几句“战备用语”,在民兵连就很器重。在大家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战备工地挖防空洞的时候,连长安排我办黑板报、自编标语口号为大家鼓劲,搭梯子站在作业面上,用白石灰刷写。那年冬天,民兵连战备工地天寒地冻。我站在四五米高的梯子上,以条帚当笔,把自编的一首“打油诗”刷在防空工事山崖上,成为工地上的一景。

 

人这一生,因为生存的需要,或者生活境况的变化,有着各种各样的经历。有时候很短暂,有时候很漫长;有些事很痛苦,有些事很荒唐。但是,对喜欢写点东西的人来说,丰富的经历本身就是一段说不完的故事,一段属于自己的财富——尽管它很短暂,或者很漫长,尽管想起来很痛苦,甚至很荒唐。

 

荒唐的经历还不止这些。民兵连解散之后,生产队又派我到牛棚,帮饲养员喂牛。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的搭帮——饲养员,他却是一个戴帽子的“右派”。

 

一个是落第书生,一个是戴帽子的“老右”,我们俩同病相怜,殊途同归。开始,我们翻土垫圈,铡草拌料,互相监督,相安无事。后来我没事就偷偷复习课,解那些让我在考场上栽了跟头的数学题。饲养员“老右”开始还故作规矩,不乱说乱动,渐渐地,便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发现我做错题,大摇其头。见我一脸警惕,他才告诉我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原来他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后面的事情可想而知:饲养员老右成了我高考的数学恩师。临近高考,我的理化还是不行。他给我出主意,建议我上复习班。

 

在复习班的经历,我写过一篇《高考记》里有详细记叙,在此不必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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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句话,叫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也叫“一脚踩两船”。担心硬考考不上,我便一边上高考复习班,一边学画画,报名考陕西国画学院的美术专业。家里也为我设计好了,即使考不上,在农村也是个手艺,当个漆匠,给人油漆棺材。

 

美术班初试考点在武功师范学校,地点在普集镇,也就是现在的武功县县城。那是个全中国最脏最乱的小县城,街上充满了小偷和乞丐。我背了一个画夹,从拥挤的街道穿行着,找武功师范学校,去赶考。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中年妇女,抱着瘦弱的孩子在那里乞讨,我当时心一软,便掏出身上的钱给她。我没想到掏钱的时候却被小偷盯上了,结果身上的钱被小偷全部偷走。没有钱住旅社,晚上便在武功火车站候车室呆着。候车室全是住不起旅社的民工,也有乞丐。一位老乞丐听了我的遭遇,说; 你这小伙心肠好,将来会有出息。甭难受!好心肯定有好报。你在这个地方吃亏了,将来一定会在这个地方成事的!

事实应验了那个老乞丐的预言——第二年我考上了武功师范学校,上学的地点就在我当年参加艺考、行善丢钱的武功县城普集镇。

 

连考了三年,1979 年考上了武功师范学校——至少在村上成了新闻。因为那时候考上学,不管大学中专,都是沙里澄金,凤毛麟角。

 

“解铃还需系铃人”——第二年,还是由家里做主,把订的婚解除了。理由是“吃商品粮的娶个农村媳妇都痛苦”。遇到此事,女方往往会找到门前闹一闹,赎回点面子;男方自知理亏,挨顿骂,人财两空。而我找的那女娃她爸不但没有闹,还劝女儿:考了学他娃也是个呆子。眼睁睁把你爸叫哥呢!他娃想要咱咱也不跟他!

 

我为此写过一个东西:《到现在没拉过你的手》。

 

上师范的时候,就喜欢写写画画,办黑板报。办黑板报时,够不着黑板,别人沿一条板凳,我得在上面再架一条板凳。后来学校办了一个刊物,叫《红烛》,我是主编。实习时,学校又办了一个报,叫《实习简报》,由我负责。师范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凌云。

 

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宝鸡,第一次知道公共汽车还分2路6路,在赴宝鸡报到的路上我一直没能弄明白:我在师范学校一没门路二没关系,“凌云”对我更是两眼抹黑,我哪里来的运气分配到凌云?而且直接分配到厂宣传科?后来才知道,这机会本来不是给我的,但校方的关系圈子里根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而且凌云专门就要一个能写能画办厂报的。我进厂后在宣传科主要负责宣传工作,领导说,《凌云报》“文革”时候,出过36期,当时叫“三尺枪”,“文革”一结束,停刊了。你接着往下办吧!就这样,《凌云》报从第36期我一直办到第733期,一办就是34年,直到现在。

 

 

我第一篇小说是进厂以后写的,叫《现在还不是时候》,发表在《陕西工人报》上,那时候我23 岁。发表第二篇小说时我24 岁,小说的名字叫《门坎》,发表在1984年《宝鸡文学》上。从那时起,我用“叶丛”这个笔名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工作多年,感情上一直迟迟融入不了这个城市,行走在水泥路上一直不踏实。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对“享受幸福”有一种负罪感。牵我心、扯我肝的,不是房子票子位子面子孩子妻子,而是小时候经历的饥饿、挣拼与苦难。比如说跳舞,我不会,不但不学跳舞而且很排斥——甚至一看到男男女女在悠扬的乐曲和动感光束的刺激下勾肩搭背跳舞,我的眼前晃动的却是父辈们在汗流浃背忙收麦、泥里水里掰苞谷的场景,那种近乎荒唐的反差,我挥之不去。一度时期年年收麦都回老家,就想看一眼那块洒下自己汗水和泪水的土地,就想听一声叫着我的乳名的浓浓的乡音。

 

从1984年到1992年,八年之内,我一边在厂宣传部,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看书写作,在《宝鸡文学》《秦岭文学》《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耕耘》《当代青年》《中国电子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了二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一百多篇散文。1993年,我的一篇中篇小说《奶子岭纪事》寄出,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清明》杂志发表了。编辑是一个快退休的老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篇用散文写出来的小说,这是一幅关中风俗画……

 

自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后,我就像给自己修了一架坡。这架坡充满了荆棘,充满了挑战。后来,我在《炎黄》杂志发表了第二篇中篇小说《男旦》,《延河》发表了第三部中篇小说《残卷》。我有幸赴陕南参加小说创作笔会,与贾平凹、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总编剧杨争光、作家陈忠实等一起进行创作交流。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门卫一个电话:宣传科吗?有姓叶的一份电报。“我们这里没有姓叶的。”我随口回答。刚挂掉电话,那门卫又打过来了:电报就是发给你们的,你们过来拿吧!我一下想到自己的笔名。“呵……对不起师傅!电报,可能是给我的……”

 

原来是《清明》杂志社编辑发来的电报,转告我《奶子岭记事》被全国小说创作领军杂志《中篇小说选刊》选中,要我将简历和创作谈寄往该刊。时间是1993年6月。

 

我的小说有幸被全国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可以说给宝鸡文坛放了一颗卫星。《中篇小说选刊》是双月刊,每期只选9 篇,每篇都附有作者介绍和创作谈。当时宝鸡市除了我在此刊发表过,还有一位就是知青出身的青年作家莫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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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9年,陕西文坛出了几个大事:路遥、邹志安积劳成疾,相继离世;在宝鸡,我第一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李昶怡,以及青年诗人石墨、文友王晓瑜、赵麦岐英年早逝。三年之间倒下去了一连串文朋诗友,对大家的精神打击很大——文学真的是一项玩命的事业。

 

几乎在同时,一些文坛上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灰头鼠脸,命运多舛。有些是自己太狂傲,作品与人品受到质疑;有些是摆不正自己位置,对政府爱发个牢骚,用文学给社会“疗伤”,磕了三个响头却放了一个响屁,惹得“方丈”很是反感。加上文艺界充斥媚俗之风、滥情败俗之气,文化市场不再那么干净,一时间,作家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受到很大的冲击。

 

由于工作上的事务较杂,加上几位“先躯”的教训,我再不敢那样熬血了。之后,也写了一些应时之作和随笔,但是有十多年的时间,再也没有写过小说。

 

2006年8 月,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延河》执行主编陈忠实来宝鸡,与文学界朋友见面。陈忠实跟我们交谈一毕,脸上的沟沟壑壑深得吓人。最后他以《文学依然神圣》为题讲话。讲到最后,他显然来了气:

 

“……宝鸡多了几个不大的官人,陕西文坛少了几个不小的作家!”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那刀子一样的眼睛瞥了我一眼。当时我脊背发凉,文学大家陈忠实毫不留情的批评,让我真正体会了一回“无地自容”的感觉。

 

文学,又一次把我推到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的确,文学创作,对一个人来讲,一开始是一种梦,这个梦一旦做了,就很难醒过来,而且伴随着你一生的生活,伴随着你的一生的感情,你一生的喜悦,你一生的痛苦。到了一个人成熟的时候,过了三十岁,文学,在你的心里,就不再是梦了,就变成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而且,人一生最辉煌、最应该出成就的时候就在25—35岁这十年。我那时候也就三十四五岁。所以,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正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

 

 

 

当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付出好多。正常人应该享受的,自己没时间去享受,晚上再好的电视连续剧自己不敢连着看,得写东西。星期天,人家逛商店,逛公园,我得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晚上,写东西看书养成了恶习:十二点以前睡不着觉。我在修改《奶子岭纪事》这个中篇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脑,全靠自己手写。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干净,一张稿纸,如果写错了一个字,就得撕了重写。那部中篇一共有三万五千多字,一百多页稿纸,我整整抄写了三遍!那时候稿纸很缺,我也费稿纸,谁给我一叠稿纸我能高兴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我就自己刻腊版,油印稿纸。那时候我的孩子只有两岁,正是能闹的时候,屋子又小,在小橱房的圆饭桌上写,半夜三更,小橱房灯亮着,目标又大,尤其是后半夜,以为聚众赌博,经常被巡逻队用手电在窗子上往进晃。为了自己写作不受影响,就骑自行车,晚上下到厂里,到办公室写。有一天晚上写得进入了感觉了,不知不觉天就快亮了。当我出了办公室的门要回家的时候,门卫说:你现在还回家能睡觉呀?天都亮了快上班了呀!

 

后来我就学电脑,学五笔打字。那时我在子校担任书记,天天早上起来,学生在操场背课文,我在操场背字根。在386电脑刚有的年代,我用了一个月学会了五笔打字,那时候全厂除了打字员就我会用五笔。

 

所以,写作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灵气只能说明你有悟性,只有不断地超越自己,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寂寞、甚至于嘲笑、打击、失败,只有经历这些才有可能成功。

 

贾平凹是这样过来的,路遥是这样过来的,陈忠实更是这样过来的。贾平凹刚出道那时,典型的商州农民娃一个,他是从工地上办黑板报出了名,才被推荐上的西北大学。因为喜欢写作,上大学时,退稿信一大堆,被同学当笑话,每次编辑部来了退稿信,同学就贴在黑板上取笑他。当然现在他成名人了,成了陕西作家的一面旗帜。

 

再看路遥。路遥为了写《平凡的世界》,在铜川煤矿光着身子和挖煤的民工钻进煤窑,采煤,一钻就是半年,体验最底层人的生活。他写《人生》这部小说的时候,把自己封闭在陕北的一个窑洞里,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当写到农村姑娘刘巧珍出嫁时,这个一米八一的陕北汉子泪水长流,喊了声: “我的巧珍要出嫁了啊!”一下折断手中的钢笔,从窗口扔了出去,然后趴在桌子上,豪淘大哭。

 

路遥一直想写一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作品,只可惜英年早逝,死的时候只有四十二岁。而且,路遥在病床上,已经肝昏迷了,是他的妻子从病床上把他扶起来,在离婚协议上签的字的。他妻子是北京知青,高干子弟。用他妻子的话说,路遥的心里只有他的文学,他跟我结了婚,却把自己嫁给了文学。

 

举这些例子,就想说明一点,文学的路,并不是充满了神奇与鲜花,而是充满了荆棘和艰辛。只有历经磨难,才得以达到辉煌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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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东西比较杂——有农村题材的,有城市题材的,也有工厂题材的。工厂题材的只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城市题材的也只写过一些随笔,而我自认为有些份量的却是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因为那块土地对我的烙印太深了,那块土地上的人,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我永远难以忘怀。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最能触动你的某一根神经,你就写它,而且一定能写好。文学创作不是命题作文,必须写自己想写的才行。鲁迅也说过,写不出来,千万不要硬写。

 

素材来自哪里?有作者亲身经历的,所见所感的,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故事,大多是他自己、他的父老兄弟的影子。这部小说写到孙少平在矿上当“协议工”的时候,为了体验煤矿工人的真实生活,他挂职铜川矿务局宣传部长,钻进煤窑深处,与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在矿井里挖煤的矿工一呆就是一两个月……正有这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经历,才有那些震撼人心的情节与细节,才有了那部在中国文坛称得上“伟大”的作品。

 

作家柳青当年写《创业史》的时候,为了了解到农村妇女吵架骂街时的泼辣劲儿,在农村妇女洗衣服的时候故意给水里扔下一块石头,溅了那妇女一头水,那妇女当下冲着岸上破口大骂,骂了半天脏话,柳青则偷偷躲藏在桥背后用笔赶紧记录下来。所以作家为了获取一个鲜活的素材,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贾平凹说,他就是处处留心。他到人家家里去作客,一个茶壶,一张八仙桌,甚至人家媳妇头上的一个发型,他都感兴趣,把它统统记下来,最后用到自己的作品里去。

 

处处留心皆学问。处处留心就会有新的发现,就会获得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小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有一次跟集逛会,憋不住了,偷偷跑进人家机关大院上厕所。里面人家裁了一迭报纸,擦屁股用的。顺手打开就看,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其中一段很精彩的议论我一下就把它记下了。回到家就根据那个观点写了一篇文章,寄出去,很快就被扶风县广播站采用,在全县广播了。乡上就因为这篇观点很犀利、很有思想的稿子把我借调到文化站。举这些例子,我只是想说:处处留心就有收获。

 

我的中篇小说《奶子岭记事》里,就容纳了众多的不同行当、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物:有唱戏的戏子,有下放干部,还有疯子,中间有陕北的信天游段子,有丧事,有结婚,有生孩子,有关中的风情,有过年,有夏收,有秋收,有一年四季特别是冬夏两季不同的生活场景。如果你不积累大量的素材,不要说中篇,短篇恐怕都不够。

 

 

喜欢文学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别人就经常揶揄我的一个作家朋友:“我一见你就想大哭一场!”作家的脸永远没有演员和政客的脸那么圆润生动,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体味比常人更敏感,甚至在成功与成名之前,还要承受来自周围的不解、寂寞奚落与打击。所以,写作真的不是一件很潇洒的事情。

 

生活里,有的人能说会道,但他写不出来;有的人嘴里道不出来,但他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很棒。好多作家就是这样,让他们讲课,讲不出多少惊人的东西,但他能写出来。贾平凹来宝鸡讲课我听过几次,人山人海,1985年第一次来宝鸡讲课的时候,窗户上都扒满了人哪!但听他的课却是很失望。一口陕南话,声音很小,结结巴巴的,嘴比我还笨。女生一提问题他就脸红,然后就吞吞吐吐、语无伦次了。贾平凹最不爱讲话了,他嘴唇比一般人要厚,嘴也笨,所以只有用笔写东西表达。

 

所以我有一个感受:不爱说话的人,往往都很有思想,文笔流畅。他们的功夫往往不在嘴上,而在手上。相反,爱说话的人,往往比较肤浅,能说不能干,如果你的功夫用在嘴上,就浮躁,就不可能用在自己的业务上,你就成功不了。

 

搞文学创作,就得标新立异,跟我们平时工作一样,千万不要落入俗套。包括你给你的文章起的名字。搞创作,不是命题作文,别人写过的东西尽量要绕开,独辟蹊径;别人用过的名字尽可能要回避,不要再用。说白了,就是要创新。

 

2014年,我完成了30万字的书稿《苜蓿地》。

 

这个集子,收录了我两个中篇、四个短篇,还有五十多个写真和随笔。有好多不是新写的,不是一蹴而就一气呵成,准确地说,是将我以前发表的东西挑选后集结在一起,也算对读者,对亲友,对自己前半生,是一个交代。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菜——陈年老窖,原汁原汤,还有风味小吃,开锅撒一把麻辣佐料,我把它和盘托出。里面所收录的碎片,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没有石破天惊的传奇,没有冰激凌和“芭比娃娃”,有的只是从小到大记忆中那梦一般的琐碎经历,有些甚至是尘封许久的人物和故事。但它却是这个社会很重要的一段历史,尤其是中篇和短篇,都有它不堪回首的时代背景。在经历了大半生的风雨坎坷与沉浮起落之后,物是人非,我就特别怀念那些不含杂质与污浊的环境,渴望真实透明的东西,借这次出书,不妨把它打涝、收拣起来,梳理一下,闲暇时细细品嚼。沉淀了的东西往往比较厚重甚至是有些份量的,个中滋味,或许有不一样的感受。

 

不管社会如何变革,百姓众生永远是时代的主流。我是一个很散淡的人,也是一个怀旧意识极强的人,与生俱来的平民心态和“草根”情结,是我每篇文稿落笔的缘由。只要读者能从中悟得些什么,就算我没有枉为了。

 

三十多年里,尽管我苦苦地追求过,付出过,沉寂过,对此,我无怨无悔。

 

我一直认为,喜欢写作、爱好文学的人,这一辈子是浪漫而又痛苦的。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坎坷与逆境,你心中会充满对未来的美好信念,也会在人生的长河里拥有众多的朋友,你的心态会永远年轻,你在工作中就会永远充满激情!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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