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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我们这样玩儿

这些日子因为疫情管控,小区里不见了娃儿们疯玩打闹的身影,一个个像笼中小兽被宅在家中。日子一长,少不更事的娃儿们寂寞烦躁,时常听见左邻的小宝央求下楼去玩的哭嚷,却很少听闻右舍屋子传出孩子动静,那家可是有一对刚上小学的双胞胎男孩啊。扔垃圾时碰见这对宝贝的爷爷老孟,交谈中得知他让孙子们安安静静的秘籍:看娃儿书。他家藏有一大箱父辈传下来的娃儿书,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版本,有线描的《七侠五义》、《武松打虎》、《小刀会》,还有那些年代深受全国儿童追捧的作品。老孟说他从小读这些书长大,一直视若宝贝似的珍藏着,想不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两个小家伙看见堆如小山的娃儿书,喜不自禁,天天丢掉饭碗就去翻读:“慢说七八天不出门,估计再封半月,两个娃儿也不会寂寞”,老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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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孟提到的“娃儿书”,是重庆人对连画画的别称。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谁敢说没有读过几十本图文并茂的娃儿书?那个时代的连环画,既有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绘本,也有充满时代气息的人物故事;表现手法千姿百态,木刻、线描,彩绘,甚至还有一帧连着一帧的电影画面。作为特殊的精神食粮,连环画为儿童们打开了一个又一个崭新的天地,伴着人们走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和少年,成人后发现,我们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认知,很多就来源于一本本娃儿书,一日读过,受用终生。

 

当年上小学,孩子们的书包大多揣有一本娃儿书,已经读得滚瓜烂熟,又带到班上与同学交换新书,今天读张三的,过几天再与李四和王五成交,乐此不疲。这种以书易书的流通方式,扩大了孩子们的阅读视野,全班一大圈交换下来,一本书可以换来二三十本,皆大欢喜。换书过程也有烦恼,莽娃拿一本《上甘岭》换读赵波的《鸡毛信》,但到了最后对方拒不归还原物,说是不晓得在哪儿弄丢了。莽娃气得一蹦三尺高要与赵波干架,从此结下梁子。几十年后同学会,两个须发皆白的冤家见面,言及此事,禁不住唏嘘一番。酒酣耳热后,赵波向莽娃认错,说当年与他换读的《上甘岭》并没有丢,只是找个借口予以收藏,理由很简单,《上甘岭》枪林弹雨的战争场面太精彩,一读就爱不释手。那个时代是崇拜英雄的时代,男孩们没有谁会喜欢那些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娘炮。

 

书店当然有娃儿书卖,但放在被柜台隔断的书架上,花花绿绿勾引得孩子们流清口水。除了远远眺望书的封面过眼瘾,很难让你能够从容地捧在手里翻看,除非你把它买下。几十年后的书店,柜台虽然拆了,但很多连环画同样只能欣赏封面和封底,出版商用透明薄膜将书塑封,你想探究里面的内容只有付费买下,叫人徒生无奈。

 

当年最受娃儿们欢迎的永远是遍布街头巷尾的书摊。这些书摊陈设简陋,四周用防风防雨的帆布围了,几排长板凳,顶上一盏灯,墙上张贴着全部娃儿书的封面,五彩缤纷琳琅满目。你看中哪一本,书摊老板便在身后的箱子里取来。所有娃儿书皆用墨笔写了书名的牛皮纸作了封面,原装封面通通被粘贴上墙成了广告。在书摊读娃儿书,起步价每本一分钱,也有两分钱的,那肯定是刚上市且行情火爆的新品。每逢寒暑假期,书摊人头攒动挤满了娃儿,一个个读得眉飞色舞如痴如醉,不少人甚至可以在书摊坐上半天不知倦怠。许多重庆男人泡茶馆的功夫,说不定就是鼻涕娃儿时代泡娃儿书摊练就的本领。

 

如果把那时的书摊作为斗智斗勇的战场一点儿也不为过,“交战”的双方自然是老板和小屁孩。老板目光如同鹰隼,能够在密密麻麻的读者中发现谁已经看完,到了该还书或者换书的时候,便时不大声提醒,甚至会突然快步走到某人面前,唰地一把抽走对方手中的书。你急赤白脸辩解也没有用,老板会准确说出你起先读的是哪一本,现在却与小伙伴私底下悄悄换了。称职的书摊老板必须肾功好精力强,几个小时不上厕所不打瞌睡,一般人干不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纵然老板火眼金睛,娃儿们照样会千方百计与邻座换书,有一次竟然故意制造了一场摩拳擦掌的骚乱,趁老板懵逼,几个崽儿私底传递,结果花一分钱读到了三本书。当年我们经常去西来寺巷子中的那家书摊,倒不是摊上书多,都觉得老板“仁慈”。这是个打仗断了一条腿的退伍老兵,老婆来自附近农村。有次老婆来送饭,发现两个娃儿正在私下换书,欲厉声发作,却被老公一把拽住:唉,算了算了,娃儿们也不容易,靠卖潲水的分分钱来读书。我当娃儿时想看一本书都不得行呢。

 

划甘蔗

 

天气入冬,街上水果店的甘蔗多了起来,成捆地倚靠在墙上,高昂着头,有的还特意留着些许蔗叶,看上去很有卖相。水果店售卖甘蔗的方式也与时俱进,最先是用弯刀嚓嚓嚓刮掉表皮,砍成节段;后来改刮为削,专用刀具作用下,甘蔗变得白桑桑光溜溜;去年竟然看见某店用机器加工,甘蔗去皮后切割成丁块装入大纸杯,食者只需用一根牙签就可送进嘴里,活脱脱将甘蔗变成了人们茶余饭后休闲的小食品。

 

另,如今的甘蔗品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前统治市场的那种又绵又韧被重庆人呼为“绵杆”的甘蔗已难觅踪影,据称大多被糖厂用来榨汁制糖,水果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脆杆”型甘蔗,肥胖,壮实,一根重达六七斤,但脆爽化渣,一咬一口蜜汁,人见人爱。

 

尽管用牙签送食甘蔗渐成时尚,我还是怀念几十年前吃甘蔗的那些场景,它充满了期颐、挑战、刺激,觉得自身努力获得的美食天下无敌。并非矫情,人对美食的记忆大多始于儿时,一旦味蕾留下深刻印象,怎么也改变不了,这与平穷、富足无关。

 

我的孩提时代,吃甘蔗从头到尾被演绎成一场游戏,名曰“划甘蔗”。“划”在这儿读作“花”音,意为用尖利物把东西割开。当年的街娃们一致认为,只有通过这场游戏获胜吃到的甘蔗,才是世界上最甜的美味。

 

此游戏涉及动刀,尽管刀儿不大,毕竟属于失手就会伤及身体的利刃,因此参加这场游戏的通常是男娃儿。甘蔗是一根“棉杆”(那时脆杆为罕物),由参与者你几分钱我几分钱均摊出资购买,类似于当今的众筹。不出钱的人只能当看客,这规则也算公平。

 

靠划拳确定上场的先后顺序,如果位置靠前的人将甘蔗全部划完瓜分,后面的只好舔舔手指干瞪眼。但断言率先出场的人会占大便宜,那倒未必然,很多场合往往是“酒醉后来人”,后来居上的结局屡见不鲜。划甘蔗是一场智慧+体力+运气的比赛,与出场顺序的先后关系不大。

 

活动现场围成大小两个圈,内圈是这根甘蔗的出资人,外圈则是不花门票瞧热闹的观众。划甘蔗的竞技颇具观赏性,总能吸引大量看客,穿叉叉裤的鼻涕娃儿你推我搡挤到最前面,后面则是各色过客,剃头的、磨刀的、补锅匠、弹花匠,见此光景无不卸了担子停了脚步,众人聚焦于场子中央,看那人那刀如何把甘蔗玩出花样。

 

甘蔗直立于地上,顶端被参赛者用刀刃按住,然后挥刀竖直劈下。有一次个头瘦小的二毛第一个出场,偏偏甘蔗高过头顶,仰脸才能够着。众人以为他会不得劲。不料这厮人小鬼大,抓过附近的一根板凳站了上去,其他参赛者纷纷抗议,二毛却以活动规则并未限制脚踩砖头板凳之类行为为由力排众议,劈下一大截甘蔗后得意洋洋跳下板凳。

 

后来者依次上场轮番出手。按照游戏规则,除了握刀,不得借助手扶持甘蔗,且只能一刀,划掉多少得多少。便有人犯了贪念,想一刀下去将整根甘蔗收入囊中,岂料事与愿违。莽娃就现过洋相,他使出吃奶之力一刀砍下,却没有选准角度,仅削掉了一块蔗皮,后来者三下五除二瓜分殆尽,没有留给莽娃复仇的机会。划甘蔗游戏也是有门槛的,眼睛近视和散光的娃儿大多不敢上场竞技,甘愿在旁边当看客为小伙伴加油鼓劲,胜利者也会与其共享果实。不过在没有电视、电脑、游戏机的时代,“小眼镜”寥若晨星,哪像现在,十人中已有五六副眼镜矣,悲乎。

 

划甘蔗游戏讲究心稳眼准手狠,用力恰到好处,我们那条街上公推张家老大为高手,每每出场斩获最丰。某次六人比赛,前五个费尽力气也只划掉了整根甘蔗的三分之一。轮到张老大出场,用刀尖点住甘蔗,扫视看客们一眼,手腕轻飏,在空中划了个圆圈后稳稳按住甘蔗。众皆屏息,不敢错珠,猛听他“嘿”地大吼一声,金鸡独立陀螺似的转身一周,刀光闪处,那根高过人肩的甘蔗被他一划到了底!

 

张家老大当年还不满11岁,下面三个清一色妹妹,故而他很小就帮助爸妈干活,天天用柴刀劈柴禾,晚上则在院坝里练哑铃举石锁,胳膊上鼓起硬邦邦的腱子肉,小男子汉一枚也。

关于作者: 小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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