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时的天亮得很早，清凉中透出几分燥热。姥爷两手背在身后，去河滩里从容地转悠一圈，抬头望了望晴空，走回小院时故意清了清嗓子。二舅光着膀子，弓身在立炉锅台边，认真地在细磨石上磨着麦镰。一前一后，他身上的肌肉，一动就像小松鼠那样窜来窜去。姥姥把手伸进盐罐，探摸出几个鸡蛋，款款地搁在炉台边。我不动声色地暗自欢喜，嘱咐自己千万不能贪玩跑得太远。
姥爷取来一只空碗，提起暖壶倒上开水，转身跨步过去拿出挂在水缸里的铜马勺，倒来倒去，不停地吹气。即使麦收开镰，也不忘去城里转上一圈。一天不去，就会难受，比便秘还要难受。若是运气好，价钱合适时，还能挑顶新麦秸杆编的草帽，选几根麦关绳回来。出门前，姥姥紧跟几步追上去，交待一定割点肥肉回来。平日里，哪怕姥爷割几两肉回来，姥姥都要心疼半年。
大姨进门时，离姥爷出发连半根烟的功夫都没有。这时份儿，姥爷只能骑车走出村北的石门子坡。一进门，她便挽起袖子，拎出铁盆，向姥姥寻些换洗的衣物，怕夏收时节忙，好几天不能过来。“你走吧，走吧”，姥姥一股劲地撺掇着，“谁家不是火烧眉毛？”。大姨匆匆走了，往河滩方向，我跟在二舅身后，他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全都是旧的。边走边学二舅的样子，弯腰捡拾路上遗落的麦穗。吃上雪白的馒头，已非遥不可及的梦。
麦田地头，自行车的清脆铃铛响起。二舅在地里直起腰回望，姥爷用手帕擦着脑门上密集的汗珠，一边招呼二舅到地头喝用深绿色水壶带来的绿豆汤。我在麦秸上捕捉花色不同的飘虫（赵城方言叫“媳妇儿”），以及说不上名字的甲壳虫。玩得起劲的当儿，远处传来“冰棍儿，二分一根”，一个中年人推着旧自行车，保温箱上盖着露着棉絮的小破被。我和姥爷的目光相遇了，无言中互递着期待，渴望与欣喜。唯冰棒的表面，尚有一丝甜味，往后就索然无味。只是融化的水滴在土地上，惹得几只蚂蚁呼朋引伴，格外欣喜。
傍晚时的麦场，两个争场地女人相互冲突起来。“揪头发，吐唾沫，还用牙齿咬”，像农家烟囱上升起的黑色炊烟，火药味渐浓。在农村，许多辫子垂到腰下的姑娘嫁到瓦窑头，生下一儿半女，然后开始发胖了，一年比一年胖，然后剪掉了辫子，留起了齐耳短发，为守护自己的地盘，常常呲牙咧嘴。只有姥爷有涵养地劝架，在饭桌上向姥姥平静地讲述，我渐渐明白，这燥热的麦田里，这司空见惯的锅台旁，才属于真正的生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想，瓦窑头嫁出去的姑娘，也想必也一样吧。
收工很晚才吃饭，姥姥掀开盖在面盔上的布，露出金灿灿的油饼。接着捞出几个囫囵鸡蛋，等不及过冷水，我已伸手捏出一个，急切磕破皮。“上辈子呀，你肯定是饿死鬼转的”，姥姥故意怂我，“去，拱（dio)去”，姥姥实在看不惯我被烫得嘻呀嘿呀，把剥好的一个给我，不过她说“的拱（dio)”，是把我戏谑为猪，我已顾不上那么多了。
麦收尚没结束，我的肩膀已刺痛，起皮了。这是阳光曝晒的明证。脖颈，脚面，穿短裤的皮肤表面呈现黑白分明的界线。“额娃瘦了”，姥姥粗糙的手抚摸着我的后脑勺，转身用围裙拭去眼里涌动的泪光。姥爷不管不顾，吃干面时，往往抄一筷头炼出的润白油脂，味道立刻变得无与伦比。
“不想活了，也活够了，死了反而轻松了，我死了就不用这里操心、那里操心了，不用替你做饭洗衣服，也不会累，不会苦了，死了我就轻松了”，忙得不可开交的夏收，往往因为劳顿而产生不大不小的嘴仗。姥爷沉默地吐着烟圈，任姥姥翻着陈芝麻烂谷子的旧帐。唯有我和二舅，在一旁看洪水大小，然后豁然开朗地相互笑起来，笑声在小院上空，幸福地回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