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边，有一截黄绿色的绳子，不对，怎么绳子无风自动?“是蛇！”话一出口，同事脸顿时煞白，往回就跑。我连声喊道:“没事没事，它爬远了。”良久，同事才踌躇着走了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不怕蛇?你不是连小虫子都害怕吗？”
我不禁笑了起来。是啊，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怕蛇，却害怕除苍蝇蚊子之外一切会飞的哼哼叫的虫子，而最让我心惊胆战的就是——臭大姐！
臭大姐是我们这里的俗称，因为它身上会散发出一股让人一言难尽的臭气。它的学名叫椿象，至于为什么叫臭大姐，而不叫臭大哥，可能当初给它起名字的是个男人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丑陋可怖的虫子，想想就发抖。它的身体是不规则的椭圆状，大小和人的大拇指甲盖差不多，深灰色的后背上胡乱描绘着一些花纹，如果不小心翻个个儿，就会露出瘆人的白肚皮。飞起来“哼哼”的，晚上的时候，绕着灯乱转，然后“啪嗒”一声，不知掉到了哪条缝里，死活不吭声了，怎么找都找不到，让我战战兢兢，一夜无眠。
对臭大姐最早的记忆应该来自于十岁之前。那是个秋天的下午，妈妈让我把院子里晒的小褥子拿进屋里，我一掀褥子，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只模样丑怪的虫子，吓得我也不拿褥子了，一溜烟跑进了屋。天热没事，天凉的时候，臭大姐就爱钻到人家晒的被褥里面。这也让我从此有了个习惯，每当把晒的衣物或被褥收进屋里时，必须得仔细拍打一番。
离开老家数年，很多虫子基本都见不到了，唯有臭大姐，始终不离不弃、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发现我家除了冬天，其余三季全有臭大姐。常常是中午的时候，我躺在卧室里似睡非睡之际，耳朵里忽然传来短促而低沉的“嗡”的一声，我立刻便清醒了，迅速爬起身，寻找着那熟悉的身影。大多数时候，它都停在窗户上，阳光照过来，黑糊糊的一小团，一旦确定它的存在，我便落荒而逃，尖声叫着让孩她爸打死。
孩她爸每当此时便会不以为然，一边用纸捏住臭大姐往窗外扔，一边重复他说了一万遍的话:“我看你除了不怕我，什么都怕，又没碍你的事，非打死人家干么？看着很善良的人，连只小虫子都不放过。我看到这个根本连理都不理，你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人，竟然这么怕虫子，这么多年也不知怎么过的?”
有时候两个人吵架，在我有理有据气势汹汹，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时候，他就会气急败坏地拿出杀手锏:“以后看到臭大姐别喊我！要不我拿一只放到你枕头上试试?”我登时便偃旗息鼓，败下阵来。他这招屡试不爽。
我曾经问邻居家是否有臭大姐，她说没注意过，其实如果不害怕一种东西，根本就不会放到心上。比如说，我从不会对一只苍蝇大惊小怪、吱呀乱叫的。
那一天，我去阳台晾衣服，忽然看到窗户边上趴着一只臭大姐。我马上冲回客厅，拿了苍蝇拍再来时，却发现它不见了。遍寻不着，我只好先去做饭。熬上汤，又洗好菜，正拿菜板的功夫，赫然发现，臭大姐正钉在我的肩膀上，“啊——”我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如果让外人听到，一定会以为我见到了鬼，或者以为发生了凶杀案。我用手胡乱拍打着，后来干脆把上衣脱了狂甩，那该死的臭大姐却又不见了踪影。
我恐惧欲死，给孩她爸打电话，手机里传来他不耐烦的声音:“什么事？”一听就知道他正忙着，且不顺利，在这种时候他是最讨厌别人打扰的。我收起平时发号施令的气势，嗫嚅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还得会儿。”他是指望不上了，总不能让他放下手里的活，赶回家帮我打一只小虫子。我放下了手机。嘿，却见那货就在不远处趴着哪！我毫不犹豫，抓起苍蝇拍，全身发着抖把它打了个稀巴烂，看不出虫形。然后，我泫然欲泣。被一只虫子给吓哭了，但是，我觉得这事一点也不好笑。
毕淑敏的散文《青虫之爱》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她的一位朋友天生怕虫子，捣蛋的男同学把杨花坠夹到她课本里，她都能吓得晕过去。但是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为了不给孩子造成虫子可怕的印象，她居然把虫子抓到手里，强作镇定地说没什么可怕的，其实衣服早就被汗湿透了。文章最后说，母亲对孩子的爱是药，医好了她怕虫子的病。
我对孩子的爱不会亚于任何一个母亲，但如果让我为了不让孩子怕，而去拿一只臭大姐，我是万万做不到的。所幸孩子虽然胆子也很小，但居然不怕臭大姐，她怕（其实是讨厌）的是飞蛾之类等人畜无害的小虫子，这一点我俩倒是能互补。
对此，我甚感欣慰，否则，家里要是有一大一小两个看到臭大姐就尖叫的人，让孩她爸的日子该怎么过才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