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江边有个六号货运码头，码头有个很大的黄沙堆场，一堆堆黄沙像金字塔。
黄慎和郑樵总喜欢闲暇时光去那里进行骑车比赛。他们比的是慢，谁在规定距离内骑行了更多时间谁就胜出。后来郑樵又邀请罗两峰入伙，罗两峰又邀请汪声远和我一起加入。五人一同比赛比两人比赛有趣多了。从那时起我们五人就没分开过。骑车主要依靠骑手的技术，这和机动车比赛主要依靠机车性能取胜不同。而技术受制于每次临场发挥。虽然技术好的胜出场次多，但各人或多或少也都有机会赢一赢。牛高马大的黄慎骑慢车并无优势，倒是瘦瘦小小的郑樵输少赢多。而罗两峰在脱手骑车技术上则占绝对优势。我们骑在自行车上，原地磨蹭、打转，时光凝聚在车轮上，跟着缓慢地转动，但却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的离心力，把自己甩出车轮。我们企图把时间牢牢控制在足下。那是世纪之初的几年，我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自在。就好像那时我们已经知道那段时光将会是此生永不可再的最好时光，我们总是努力让自己少睡觉，尽可能多享受她的分分秒秒。其实，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是陶然于当下，陶然于我们的游戏，跟着感觉走而已。我们从来都不比身边人更加清醒、更加聪明。我们在黄沙堆场玩累了，就躺在松软的沙堆上睡觉。我们能听到沙粒轻轻流动的声音，那声音何其美妙。那时的一天总是那么短暂，我们每次都觉得还没玩多大一会儿天就暗下来。汪声远说，时光真是个最奇妙的东西，我们的车轮明明延缓了轮上时光，却偏偏同时加速放走了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个时光。那时的汪声远已经显露出爱思考的特质，时不时说些富有诗意或哲理的话来。黄慎对他说，字典里大概没有“轮上时间”这个词汇。汪声远说，汽车有轮上功率的概念，那么时间一定也有轮上时间。那时的汽车知识对我们来说几乎是空白，所以对汪声远的所谓“轮上功率”我们多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你们可以回家上网搜一搜。”他似乎知道我们不信。当我们这样说话时，夜色已经悄无声息从江面涌入城市，并很快占领马路、货场和楼房。
有一回，一个身材高大威猛的装卸工人见我们睡在他的沙堆上，走过来大声呵斥我们。他应该是一名装载车司机，身穿满是油污的深蓝色工作服。我们被他震耳的大嗓门吓到了，一个个连滚带爬站起身。
“谁让你们睡在这里？就不怕我连人带沙一起铲进车里装进货船？”他瞪着牛眼责问我们。见我们一个个低头不语，他便用更加严厉的口吻说：“快到参加高考的年龄吧？你们不好好读书，整天来玩沙子？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相互看看，心想，今天遇到鬼了。猛然间，他爆发出一阵大笑，吓得我们一阵哆嗦。
“坐下来吧，小伙子们。”他忽然改用亲切的口吻对我们说。“跟你们开玩笑的，就你们这胆子，还能干大事？”
见我们仍不讲话，他拿出香烟，问我们抽不抽？他说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男生，需要学会抽烟。他说跟人谈生意啊，商量事情啊，要想不冷场，气氛融洽，就得会抽烟。见我们都没有伸手去接他的烟，他又问我们有没有谈恋爱，他说会抽烟的男生更容易获得女生青睐，“女孩子大多喜欢男生坏坏的、痞痞的样子。”说完，他走到黄慎面前把烟递给他，“我看好你，大个子，你陪我抽一根。”
黄慎接过了烟，他帮黄慎点燃。黄慎装模作样地吸起来，才吸了一口，立马大咳起来。那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连声说，“要锻炼，要锻炼”。
然后，他招呼我们一起坐在沙堆上。他开始说东说西，说他年轻时也是骑车好手，曾多次骑车去扬州高旻寺和南京牛首山。我们问他为何总去寺庙，他告诉我们他信佛。他说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的，因为人不能没有信仰。他说人生是空的，有了信仰就能化虚为实，以空为寄。我们一起摇摇头，说听不懂。他笑起来说：“你们要信。懂是因为信，而不是信是为了懂。”
我们一起夸他说的有道理而且道理深奥。
他接了一支烟，猛吸两口，朝沙地上吐了口痰，“那就不跟你们谈深奥的了，”他指指我们的自行车说，“我玩自行车那阵子，自行车都是长征牌二八杠加重车，又笨又重的家伙，没有现在的车轻巧好骑。”
郑樵说，他父亲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到现在都还在用，钢圈和龙头总被擦得铮亮。
“那是好车，当年要有购车票才能买到。”他说，“那玩意在二十年前相当于现在你们看到的奔驰、宝马。怎么说呢，奔驰、宝马，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而凤凰牌自行车你有钱也买不到。”
后来我们问他这里的黄沙都运往哪里，他告诉我们运往上海，用来砌高楼，“如果有个人被混装在黄沙里，就有可能被砌在高楼的墙体里。”他说这句话时，朝我们每个人瞅了瞅，仿佛在观察我们的反应。
汪声远说，他看过一部意大利电影《警察局长的自白》，电影里说，罗马的很多高楼，随便用手一抠，就能抠出指头、胫骨和头发。那人神情凝重地盯着汪声远，半天不说话。那样子仿若被汪声远的话吓到了。
“当然，那是黑手党干的坏事，还有红色旅、卡莫拉分子。”汪声远接着说。
此时，那人才长吁一口气，面部肌肉松弛下来，仿佛他正从某种幽暗绝境中挣脱而出。然后，他若有所思地说，“人生处处有危险，你们记住，这话一点不假。”
临走时，他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跟我们说，“你们赶上好时光了，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不是现在这样，怎么说呢，那是个……嗯？该怎么说呢，总之那是不正常的，是坏年头。”我们发现眼前的这个大块头不但嗓门大，还是个话唠。
后来我们在堆场又遇见他过几次。第二次见面时他告诉我们他姓韩，叫韩滨，父亲是喷灌农机权威专家，叫韩淙，当时的农机学院教授，后病死在牛棚里。他自己对机械也很感兴趣，由于父亲的原因，最终只成为了一个装载车司机。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学习，喜欢动手，喜欢思考。”他对我们说。我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因为他那五大三粗的样子，实在不像个爱学习爱思考的知识分子的后裔。
我们在六号码头最后一次遇见韩滨，是个冬天的傍晚，他穿着厚厚的军绿长大衣，模样更显邋遢。他说在码头上做事，冬天必须得多穿一些，江风太大，寒气重。黄慎不知哪来的胆子，主动跟他要烟抽。他给了黄慎一支烟，但没帮他点着。他说上次让我们抽烟是闹着玩的，“其实你们不该学抽烟，抽烟百害而无一利。”他正色说，“你们要好好读书，考好大学，找好工作，做大官，多赚钱。”然后他就开始猛烈地咳嗽。
说来也挺有意思，后来黄慎没学会抽烟，反倒是我和郑樵学会了。
“还要找漂亮老婆。”郑樵说。
“有好工作，有钱，好老婆自己会找上门是不是？”他说，“现在是有本事的人的时代，懂我话的意思吗？只要你们学到真本事，啥都会有。”
“日子会越来越好。”我说。
“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过呢，就怕，嗯？有些东西会变，晓得吧。我经历过一些特殊时期和特殊的事，我知道有些东西靠不住，嗯？你们想想，人会变，对吧？人一变，什么都跟着变。懂我话的意思啦？眼前有了机会就要抓紧，抓牢，不能想着今后可能还有就松松手，放跑它。比方说，春季总归是最好的，但不可能一年到头都是春季，你错过了春季，就得等下一年的。可下一年的一定会来，而你在哪里呢？你不一定会等着下一个春季。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说稍不留神，机会就一溜烟跑了。”
我们啥也没懂，但我们一起点头称是。
我们推着自行车离开货场时他又叫住我们，指着我们的自行车说，“过些年，你们要把它们换成四个轮子的。不能总骑自行车，那跟不上潮流。如果你们换不成四个轮子，那说明你们没抓住机会，不是成功人士。”
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致认为，那个装载车司机的想象力和他的身形一样膨胀。
多少年之后，当我们几个凑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时光时，我们能拼凑起来的最完整、最生动的记忆画面竟然只剩下码头、沙堆、单车和大块头装载车司机。而我们希望记住的或者说我们希望永远也不要结束的那些年的快乐生活，在我们几个人的记忆里竟然全都变成一个糟糕的浅睡眠里的破碎、模糊而又飘忽的梦境。于是我们张口结舌，呆呆地互视着，内心似乎同有一问：那段已然流逝的幸福时光真的存在过吗？
多年之后，我和罗两峰曾开车经过六号码头。我们想下车看看那里现在的样子。可能是下小雨有轻雾的原因，我们转了几个圈子，始终不能确定它过去的位置。靠江边一带都盖起了房子，还栽了一排排树木，那里过去曾是码头和港湾。仅仅二十多年，长江至少北移了五百米。沧海桑田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一次。罗两峰笑着对我说，“可惜码头不在了，那个装载车老司机看不见我们的四个轮子了。”我说就算码头还在，那个韩师傅也应该退休好多年了。我心想，当年那个大块头司机不过是随口说说，他一定想不到我们竟真的有了四个轮子的东西，尽管是廉价车，但四个轮子是货真价实的邓禄普、固特异。可能令他更想不到的是，如今几乎家家都有了一辆四个轮子的车。四个轮子的车已经一点也不稀奇了。
“你还想比赛骑慢车吗？”罗两峰忽然问我。
我想了想回答说，“如果码头还在，还是老样子，或许会和你比一比吧。”
“其实，你的真实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再去骑慢车了。”他似乎有点不高兴。
“确实如此，”我说。“你想想，就算码头还在，那些金灿灿的沙堆还在，却已经没有我们心爱的捷安特了。我的意思是，自从买了这辆四个轮子的东西，自行车就三文不值二文地被处理了。”
“还是心情最重要，我的真实感受是，即便码头，堆场，沙堆，自行车都在，我也没那分心思了。”罗两峰神情落寞。
我说，“除非那个大个子司机韩滨还在，他用香烟奖励我们，嚷嚷着要我们比一场。”
“韩师傅是个热心人。”
“嗯，我敢说他是个好人。”
“好人？嗯，可惜，老韩师傅不在了，”罗两峰说，“我有种预感，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一定在某个地方，比方说上海、深圳……他会以一个成功者的身份混迹于熙来攘往的茫茫人海。”我说。
我想起韩师傅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说的一句话：“你们赶上好时光了。”是啊，回想起来那可真是个好时代。可当时我们懵懂而无所觉，只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也只能当耳边风，因为我们都是些再平凡不过的人。多少年后我才意识到，向来只有极少数人能敏锐地觉察到好时代的来临，确信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他们不再奢求更好，而会极尽全力捕捉机会，完成属于他们的人生壮举。因为他们深知，在这片土地上，好时代从来都是短暂和悭吝的。对于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平凡人，则注定要依靠回忆才能知晓自己曾经生活在一个好时代——那个已然错过的好时代——被我轻易放过了：我没感觉到任何不同寻常的好，也一无所成。
“你在想什么？你怎么不说话？”罗两峰问。
“我在想，我们确曾在一个好时代里生活过。可惜已成梦幻泡影。”我回答。
罗两峰怔怔地看着我，我感觉他正挣扎着从一个梦里苏醒。
五
罗两峰去世一个月后，我约了黄慎他们几个一起去看他父母。我一直不怎么敢独自面对罗两峰的父母，因为那天早上是我去他家叫他一起走的。因此觉得对他的死负有直接责任。我相信，黄慎，郑樵和汪声远都会有一种责任感，但他们的责任感都不会有我的那么直接和强烈。
有一回，那是个天气晴好的秋日周末的午后，我一个人走在御马桥南大街上，梧叶初黄，光影斑驳，一辆深灰色的福特牌轿车从我的身旁快速驶过，还响了两声喇叭，就像在提醒我注意。忽然间，我想起了那个深藏于三省交汇处的山区赛道，想起了那次飙车比赛，想起了……然后我的脚步就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越走越快，最后居然一路小跑起来。当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在前方某个地方，有一个地窟暗洞，能隐藏我，没人能找到，就连我自己也找不到。我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跑进那个地窟暗洞，那地方能助我甩开那件事以及和那件事有关联的一切，包括时间、地点、空气、温度、关于他们的一切记忆……甩到我再也记不起来的无何有之乡。在这个疾走快跑的过程中，我还差点碰翻了一个水果摊，撞到一个东张西望的行人，把一个妇女手中的食品袋碰落地上，我自己也差一点被地上的一截烂甘蔗绊倒……这一切都像极了电影中火爆的追逐场面。
很显然，他的父母还没从丧子之痛中走出。他们的神情有些呆板木讷，无精打采，眼角眉梢的哀伤显而易见。而且他们不怎么愿意开口说话，这使我平添几分压迫感。我选了一个离他们最远的位置，尽量低着头，免得眼光不经意间碰到一起。好在黄慎会说话，他总能在谈话陷于冷场的时候找到新的适合话题。慢慢的，他们的话比开始多了些，并愿意主动谈一些关于他们儿子的事。那天晚上，从他母亲口中得知，出事前夜，罗两峰开车送表妹去如意江南小区，中途在中山桥附近顺带了一位表妹的闺蜜，她要到东升歌剧院下车。她穿着新潮，打扮得十分漂亮，还随身带着一只可爱的英短猫。“有演出看吗？”罗两峰从内后视镜默默注视着她那张粉嘟嘟的脸问。她回答说，“看演出？那是疫情爆发前的事了，至于什么时候再能看，只怕要到猴年马月了。”罗两峰送完她们回家之后，一直跟他母亲打听那位表妹闺蜜的情况，似乎很感兴趣。他母亲跟他说，要想多了解她的情况，应该去问表妹。罗两峰有些尴尬，表示随便问问，然后就回卧室去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时，他跟母亲说，他一夜都没睡好。母亲问他要去哪里？能开车不？他说和几个朋友一起出去散散心，不碍事。
罗两峰的父母亲从不知道我们几个飙车的事。
“他是不是喜欢上了表妹的闺蜜？”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想到这一点。
“不是的，”她母亲说，“他见过她不止一次。她表妹倒是想促成他们，但他对她没有兴趣。”
“那又是为何呢？”黄慎问。
“我估计是她的偶然出现撩起了他对婚姻的焦虑。”他母亲说。
“可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从没表现出对婚姻的迫切需要，因为我们几个多次想给他介绍女友，他总是一笑置之。”郑樵说。
郑樵的话到让我想起去年的一件事。当时我的一位女同事半真半假请我给她介绍男朋友。但我知道她的那一半“假”是装出来用以掩饰羞涩的。我的女同事属于高学历，且相貌不俗，所以年过三十尚未婚配，正是自身条件太好给了她过分挑剔的眼光。我觉得罗两峰挺适合她，尽管他的家境不富裕，但他也是研究生学历，关键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当我征询他的看法时，他说，“其实我很想结婚，同时又很不想结婚。有多想就有多不想。”他的话让我无法理解。他解释说，“其实我的不想是担忧，越是令我满意的女人，越是不想和她结婚。”后来我想，他的所谓担忧不就是害怕吗？不就是未婚男女的通病之一“怕婚”吗？我想可能是有几次我和妻子吵过架，去找他喝酒诉苦的事，让他受到某种不好的暗示，让他不安。
“他的焦虑应该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因素的叠加效应。”他父亲插话说。“我曾听他说他的工作单位也不太平。”
“不知道他所说的不太平是指的什么？”黄慎说。
“不清楚，他在家几乎不跟我们说工作上的事。”他父亲说。
“医院能有什么事？”郑樵说，“医院向来都是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以两峰个性来说，也不至于产生什么医患纠纷。”
“当然喽，他的焦虑也不止这一两端，有些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他父亲说。
“能说说那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吗？”郑樵问。
“要能说，就不是莫名其妙的了。”他父亲无奈地摇摇头。
“我觉得吧，我们各自梳理一下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则两峰的焦虑不难想象。”黄慎说。
罗两峰的父亲看了看黄慎，没有说话。他的表情表示他可能没理解黄慎的意思。而我听了之后，却怦然有所心动。
“能让我们看看两峰的卧室吗？”黄慎问。
“当然可以的。”他父亲说着，便站起身，但并未移步。他似乎想了想，又说，“你们自己进去随便看吧。”
罗两峰的卧室是兼带书房的那种小套间，是他们家最大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的陈设似乎被刻意动过，床被拆掉，墙上的赛车图画也被揭去，留下几个矩形的尘迹。
“他爸爸不想总是因睹物思人而伤心。”她母亲跟了过来，斜靠在门框上。
我在写字台上看到一张写满小楷的毛边纸，那是他跟着汪声远学书法的习作。那上面抄写的是一个叫唐云的人的一段文字：
“地下的熔岩都在慢慢冷却，像无数已经冷却的血液，又像寒风里最后一片树叶，坚持而又无能为力，我们即使穷尽所有的概念都无法描述这个世界了，就像进入了漫长而无尽头的暗黑的长巷，两边都是歧路但绝无一丝光亮，前进或者后退都失去了力气也失去了自己。
或许，这正是一个拐角，但是我们找不到方向，我们真30的渴望把自己撕裂开来——事实上我们已经撕裂！被撕裂的，又会被摔向哪里呢，当一边是巉岩一边是峡谷的时候？
也许，接受惩罚的日子已经来临，为无数贪婪的欲念，我们占有的物质或者精神的财富已经堆满了坟场，而如今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多一行碑文：
——这里埋葬着一代为自己挖坑的人。”
这是他随手抄写的一段文字吗？
我忽然意识到了一点：他的内心的焦虑和绝望也许远非我们已经认知到的那一部分。可对别人来说，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