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差姚锡光一行东巡蒙古四盟后，在返回京城时，又途经贡王府，一行人马欲在此休息了两天。
一天上午，贡王在大厅里和钦差随员们聊着东巡的感受。
吴绶卿说：“如今这年月，只能讲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忠于皇上，保卫大清江山。这后一句你口说尚且可以，若真的站出来去打洋人，朝廷又有人害怕惹事，前来干涉你，谁也不能说什么维新革命，共和立宪这类大逆不道的话。就是在这山野小镇之中，茶房酒肆之内亦不可闲话国事，一个个全成了风寒湿痹的病人。对国家民族，全然不知痛痒，这领土被割，君臣受辱，全然不理，站在一边袖手扬眉，还侈谈什么正心诚意，忠君爱国？”
贡王接着说：“我这方蒙古人则只讲佛爷意旨，前世冤孽，万事天定，浑浑噩噩，岂不痛哉？在现实中只能讲寂灭虚无，或是铅汞龙虎，或是风花雪月，而这三种人里也没一个是普通百姓啊！”
随员们议论时，大多人都面带着嘻笑，唯独姚锡光眉眼中却藏满了矜持，在一团和气中总有点不和谐。这时，贡王提议出去溜溜，骑马跑一圈儿。姚锡光遂提议去官炭窑看看，大家同意，一行人随即牵出马来，顺着王府前的大路往东而行。
百十年前，喀喇沁还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钱人家，公、贝、王、侯府第冬天取暖还不是烧煤的炉子，而用炭火盆。这炭灭盆倒是有好多讲究、有铁的、铜的、瓦盆的、泥盆的，里面全是不冒烟的炭火。富裕人家用高级铁火盆，上面有透眼儿的罩子，既暖和又卫生；一般人家就是盆里直接装炭火。
当时南山遍布原始森林，各种长青树和各种落叶乔木都有。就因为有这些树木资源，这里开设着一个个的炭窑。当时流传着两句嗑儿：“南窑的炭，北窑的砖，西窑的姑娘，东窑的官。”这就是说，喀喇沁王府左近，南窑出好炭，北窑出好砖，西窑出好姑娘，东窑出好官。这“官”是指每年正月办灯官会的灯官爷子。
这南窑的炭确实是好，因为南山上烧的多是硬木炭，况且南窑烧炭的技术也过得硬，炭的质量也好，又压秤又没烟儿。直接供应京城使用，京城里年年要用大量的炭，因为皇宫内苑，无冬历夏都要用炭做饭、取暖，可说是日日必备之物。
南窑离王府不远，骑马朝东一跑，往南拐过一座山头，在一处土山脚下，便是王府的专用官窑。
贡王爷从打一见姚锡光就觉得此人格路，言谈举止，与别人大不一样。高高的个子，溜圆的小脑袋，脸上布满了麻雀屎，罗躬着水蛇腰，沁着脖子。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若有所思，挺起的大肚皮与他沁脖子很不协调。他是广东人，虽然在北京为官多年，但北京官话还是说不地道，越说话越着急，越哝唧鸟语，大家不明白时，他再红脸图鲁地慢慢用官话翻译。他从来是不苟言笑，整天板着脸，好象刚死了亲娘一样，没个笑模样。
贡王望着姚锡光的英国大洋马和他的主人一样细脚拉叉，心里就产生了一丝厌恶。又看见正甩着光膀子、搭着垫肩的蒙古壮小伙子张汉林准备进窑出炭，忽然心生一计，便对姚锡光说：
“姚顾问官，我说句笑话你信不信？一般高的个儿，一样沉的身体，我们蒙古人就比你们力气大，你信不？”
姚锡光当然不服，他连看都不看就说：“不见得。”
贡王把张汉林叫过来，问姚锡光：“您看这小伙子能有多大力气？”
姚锡光上下打量了一遍张汉林，又围着张汉林转了一圈儿说：“身高只有五尺多点，体重也就在二百斤上下，拿动三百斤就到头了。”
贡王莞尔一笑，说：“顾问官，咱今天取个笑儿好吗？”
“怎么取法？让我和他摔跤，我可不会。”
“不！”贡王说：“让他进窑背出一背炭来，让你的马能驮回王府去，算我输，今晚我除了请大家酒席外，给你一大车炭，送到北京去，如果你的马驮不动或出现其它毛病，我全不管。”
姚锡光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又反复端详了一阵张汉林，嘴里喃喃地说：“我的马不会驮，但总不至于不如一个人有劲吧？这样吧，把你们的马褥子都给我的马垫上，别让驮子硌着马脊梁，我看马总比人有力气。”
贡王见他应允，就又补充了一句：“只要过了下瓦房河就算你赢了，总共六七里路，怎么样？”
姚锡光一想，过了刚才路过的那个下瓦房村，才是一半儿的路程，毫不思索地说：“可以。”
张汉林搭上垫肩，贡王悄声对他说：“多背些，压死他的马。”张汉林会意，暗叫两个人在马道里边的窑门口上等着。马道很深，上面全是矮树门口又堆放着木材，外面人什么都看不见。不一会儿，张汉林从窑里背出了四五百斤木炭，又叫窑门口那两个人每人再搭上二百多斤，张汉林趔趔巴巴地走出了马道口，放在炭场上。
四个人把八九百斤木炭搭在大洋马身上，刚一搭上驮子，它虽不老实，但也撩不起蹶子来，前腿也抬不起来。一个差役牵着它就往回走。大洋马驮着炭没走出一里地，就冒汗了。到二里地上，就已是通身大汗。这时，姚锡光非常后悔，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蒙古小子竟然背出这么重的炭来。
到了四里多地的时候，马就上喘了。姚锡光本想说：“这不赌我不打了。”但他那着急的架势早被牵马的差人看清了，就故意使劲连牵带赶，嘴里还高声地喊着：“再走二里路就到下瓦房了。”
到了河边，大洋马已是筋疲力尽，正想低头喝水，突然晃荡了两下，“扑通”一声，就栽倒在河里。差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驮子卸下来，背上垫的褥套也都拿下来，可这大洋马还是牵不起来。没法子，还是由四个小伙子一人抱一只腿把马抬了起来，可是在河里走了不到二十米就又趴下了，人们再把它抬起来。就这样走走停停，趴下起来，太阳快下山时，才牵回了王府。
晚饭，贡王照样开宴招待。
吴绶卿故意问：“你们那个张汉林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贡王说：“他还不算是力气最大的，但他可一趟背出八百斤炭来，所以我觉得姚顾问官的马不一定能驮得动。”
姚锡光悻悻地说：“今天那趟炭决不是八百斤，我觉得有千数斤。明天让差役们过过秤，看到底是多少？”
说话间，侍役们献上茶来。这茶具很特殊，不像是景德镇的，但作工却是很精致。茶碗儿是有盖的，细瓷小花，沏上茶后，茶碗儿就全变成绿的了。放在桌上清香扑鼻，沁人心脾。贡王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们这一带的辽瓷，也是很讲究的。”
已经是乌鸦栖树、众鸟宿林的时候，福会寺的鼓声“咚咚……”地响着，微茫的疏星、半个明月与王府的灯火辉映。
姚锡光走到后院马厩旁去看，槽中各马均啖刍自如，唯有自己那匹英国大白马，趴在地上，不吃不嚼。姚锡光心如火焚，在马厩徘徊半宿，不肯离去。而马夫宝柱已知姚锡光之事，随即讽刺道：“这畜牲个子不矮，干活最熊，一个人背出来的炭还把它压成这个样子，真是废物，杀肉吃的货。”姚锡光听了心如刀割，堂堂政府大员怎禁得起奴隶们如此讥讽，但又不好发作，干生闷气。这一千多两银子的大洋马就这样完了？心中恨恨不已。姚锡光在跟随钦差巡查东四盟的过程中，看到了贡桑诺尔布王爷在蒙古民族中和各旗王公中威望都很高。而他也亲眼看到喀沁的兵员训练有素，下级军官全受的是日本式的教练，贡王爷又文韬武略，样样出奇，因此忿忿不平，对贡王怀恨在心。
回京后就秘密写了一道奏折，上书朝廷。大意说：贡桑诺尔布郡王推行新政，训练军队，有图谋不轨之嫌。而这道奏折却正好落入肃亲王手中，因此，才未酿成事端。后来姚锡光写的“经蒙刍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建议均对蒙古人无利，而吴绶卿的“经蒙方略”却是从全国全民族出发写的，都是既中肯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意见，他提出的建议均具战略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