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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钦差打赌

钦差姚锡光一行东巡蒙古四盟后,在返回京城时,又途经贡王府,一行人马欲在此休息了两天。
一天上午,贡王在大厅里和钦差随员们聊着东巡的感受。
吴绶卿说:“如今这年月,只能讲正心修身,克己复礼,忠于皇上,保卫大清江山。这后一句你口说尚且可以,若真的站出来去打洋人,朝廷又有人害怕惹事,前来干涉你,谁也不能说什么维新革命,共和立宪这类大逆不道的话。就是在这山野小镇之中,茶房酒肆之内亦不可闲话国事,一个个全成了风寒湿痹的病人。对国家民族,全然不知痛痒,这领土被割,君臣受辱,全然不理,站在一边袖手扬眉,还侈谈什么正心诚意,忠君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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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王接着说:“我这方蒙古人则只讲佛爷意旨,前世冤孽,万事天定,浑浑噩噩,岂不痛哉?在现实中只能讲寂灭虚无,或是铅汞龙虎,或是风花雪月,而这三种人里也没一个是普通百姓啊!”
随员们议论时,大多人都面带着嘻笑,唯独姚锡光眉眼中却藏满了矜持,在一团和气中总有点不和谐。这时,贡王提议出去溜溜,骑马跑一圈儿。姚锡光遂提议去官炭窑看看,大家同意,一行人随即牵出马来,顺着王府前的大路往东而行。
百十年前,喀喇沁还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钱人家,公、贝、王、侯府第冬天取暖还不是烧煤的炉子,而用炭火盆。这炭灭盆倒是有好多讲究、有铁的、铜的、瓦盆的、泥盆的,里面全是不冒烟的炭火。富裕人家用高级铁火盆,上面有透眼儿的罩子,既暖和又卫生;一般人家就是盆里直接装炭火。
当时南山遍布原始森林,各种长青树和各种落叶乔木都有。就因为有这些树木资源,这里开设着一个个的炭窑。当时流传着两句嗑儿:“南窑的炭,北窑的砖,西窑的姑娘,东窑的官。”这就是说,喀喇沁王府左近,南窑出好炭,北窑出好砖,西窑出好姑娘,东窑出好官。这“官”是指每年正月办灯官会的灯官爷子。
这南窑的炭确实是好,因为南山上烧的多是硬木炭,况且南窑烧炭的技术也过得硬,炭的质量也好,又压秤又没烟儿。直接供应京城使用,京城里年年要用大量的炭,因为皇宫内苑,无冬历夏都要用炭做饭、取暖,可说是日日必备之物。
南窑离王府不远,骑马朝东一跑,往南拐过一座山头,在一处土山脚下,便是王府的专用官窑。
贡王爷从打一见姚锡光就觉得此人格路,言谈举止,与别人大不一样。高高的个子,溜圆的小脑袋,脸上布满了麻雀屎,罗躬着水蛇腰,沁着脖子。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若有所思,挺起的大肚皮与他沁脖子很不协调。他是广东人,虽然在北京为官多年,但北京官话还是说不地道,越说话越着急,越哝唧鸟语,大家不明白时,他再红脸图鲁地慢慢用官话翻译。他从来是不苟言笑,整天板着脸,好象刚死了亲娘一样,没个笑模样。
贡王望着姚锡光的英国大洋马和他的主人一样细脚拉叉,心里就产生了一丝厌恶。又看见正甩着光膀子、搭着垫肩的蒙古壮小伙子张汉林准备进窑出炭,忽然心生一计,便对姚锡光说:
“姚顾问官,我说句笑话你信不信?一般高的个儿,一样沉的身体,我们蒙古人就比你们力气大,你信不?”
姚锡光当然不服,他连看都不看就说:“不见得。”
贡王把张汉林叫过来,问姚锡光:“您看这小伙子能有多大力气?”
姚锡光上下打量了一遍张汉林,又围着张汉林转了一圈儿说:“身高只有五尺多点,体重也就在二百斤上下,拿动三百斤就到头了。”
贡王莞尔一笑,说:“顾问官,咱今天取个笑儿好吗?”
“怎么取法?让我和他摔跤,我可不会。”
“不!”贡王说:“让他进窑背出一背炭来,让你的马能驮回王府去,算我输,今晚我除了请大家酒席外,给你一大车炭,送到北京去,如果你的马驮不动或出现其它毛病,我全不管。”
姚锡光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又反复端详了一阵张汉林,嘴里喃喃地说:“我的马不会驮,但总不至于不如一个人有劲吧?这样吧,把你们的马褥子都给我的马垫上,别让驮子硌着马脊梁,我看马总比人有力气。”
贡王见他应允,就又补充了一句:“只要过了下瓦房河就算你赢了,总共六七里路,怎么样?”
姚锡光一想,过了刚才路过的那个下瓦房村,才是一半儿的路程,毫不思索地说:“可以。”
张汉林搭上垫肩,贡王悄声对他说:“多背些,压死他的马。”张汉林会意,暗叫两个人在马道里边的窑门口上等着。马道很深,上面全是矮树门口又堆放着木材,外面人什么都看不见。不一会儿,张汉林从窑里背出了四五百斤木炭,又叫窑门口那两个人每人再搭上二百多斤,张汉林趔趔巴巴地走出了马道口,放在炭场上。
四个人把八九百斤木炭搭在大洋马身上,刚一搭上驮子,它虽不老实,但也撩不起蹶子来,前腿也抬不起来。一个差役牵着它就往回走。大洋马驮着炭没走出一里地,就冒汗了。到二里地上,就已是通身大汗。这时,姚锡光非常后悔,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蒙古小子竟然背出这么重的炭来。
到了四里多地的时候,马就上喘了。姚锡光本想说:“这不赌我不打了。”但他那着急的架势早被牵马的差人看清了,就故意使劲连牵带赶,嘴里还高声地喊着:“再走二里路就到下瓦房了。”
到了河边,大洋马已是筋疲力尽,正想低头喝水,突然晃荡了两下,“扑通”一声,就栽倒在河里。差人们七手八脚地把驮子卸下来,背上垫的褥套也都拿下来,可这大洋马还是牵不起来。没法子,还是由四个小伙子一人抱一只腿把马抬了起来,可是在河里走了不到二十米就又趴下了,人们再把它抬起来。就这样走走停停,趴下起来,太阳快下山时,才牵回了王府。
晚饭,贡王照样开宴招待。
吴绶卿故意问:“你们那个张汉林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贡王说:“他还不算是力气最大的,但他可一趟背出八百斤炭来,所以我觉得姚顾问官的马不一定能驮得动。”
姚锡光悻悻地说:“今天那趟炭决不是八百斤,我觉得有千数斤。明天让差役们过过秤,看到底是多少?”
说话间,侍役们献上茶来。这茶具很特殊,不像是景德镇的,但作工却是很精致。茶碗儿是有盖的,细瓷小花,沏上茶后,茶碗儿就全变成绿的了。放在桌上清香扑鼻,沁人心脾。贡王向客人介绍说:“这是我们这一带的辽瓷,也是很讲究的。”
已经是乌鸦栖树、众鸟宿林的时候,福会寺的鼓声“咚咚……”地响着,微茫的疏星、半个明月与王府的灯火辉映。
姚锡光走到后院马厩旁去看,槽中各马均啖刍自如,唯有自己那匹英国大白马,趴在地上,不吃不嚼。姚锡光心如火焚,在马厩徘徊半宿,不肯离去。而马夫宝柱已知姚锡光之事,随即讽刺道:“这畜牲个子不矮,干活最熊,一个人背出来的炭还把它压成这个样子,真是废物,杀肉吃的货。”姚锡光听了心如刀割,堂堂政府大员怎禁得起奴隶们如此讥讽,但又不好发作,干生闷气。这一千多两银子的大洋马就这样完了?心中恨恨不已。姚锡光在跟随钦差巡查东四盟的过程中,看到了贡桑诺尔布王爷在蒙古民族中和各旗王公中威望都很高。而他也亲眼看到喀沁的兵员训练有素,下级军官全受的是日本式的教练,贡王爷又文韬武略,样样出奇,因此忿忿不平,对贡王怀恨在心。
回京后就秘密写了一道奏折,上书朝廷。大意说:贡桑诺尔布郡王推行新政,训练军队,有图谋不轨之嫌。而这道奏折却正好落入肃亲王手中,因此,才未酿成事端。后来姚锡光写的“经蒙刍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建议均对蒙古人无利,而吴绶卿的“经蒙方略”却是从全国全民族出发写的,都是既中肯又具有现实意义的意见,他提出的建议均具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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