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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观政要”——值得一读的好书

余秋雨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彩而又复杂地存在了无数年了,我们初来乍到,必须继承借鉴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方能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通,与历史魂魄相连。只要多读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就能使我们眼界开阔,高瞻远瞩,举重若轻,
唐朝是中囯被世界公认的最兴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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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唐朝兴盛的原因对我们建设今日的社会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贞观政要》是研究“贞观之治”的一部重要著作,《真观政要》作者吴兢是唐朝的史官,古代史官写史讲究不为尊者讳,不为当世者讳,秉笔直书不搞文过饰非,直面现实。唐太宗几次提出要看写本朝的史书,史官不肯,理由是你若观看必将以你本意去进行修改,这样史书上记载的就未必再是事实求是,唐太宗只好作罢。“真观政要”是按专题写成的政治史著作,李世民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严于律已,敢于纳谏,从善如流。在“理政卷”里太宗谓侍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绝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者,以此奉行,安有贪官泛滥之理,在谈及接受民主方面,真观政要留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名言,在创业与守成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难,而魏微却认为守成更难,魏微理由是说在前朝衰落时期,推翻昏乱的君主,百姓拥护,故不算难,在即得之后,志趣骄逸……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类似此说,黄炎培也曾对毛泽东说过: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勃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一生,即而环境渐渐好转了,自然也就惰性发作,由少数转多数,到风气养成,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有时为功业所驱使,强求发展。环境越来越变复杂了,控制力难免趋于动荡,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我们已找到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那是很不容易实现的亊。唐太宗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看到守成之难,可见其甚有见地。贞观三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不及前古,何也”,王珪答曰:古之帝王为政,皆以百姓为心,近代则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非经术之士。太宗深然其言,贞观三年,唐太宗提出其重要官员 责任重大,凡皇帝决定了的事情,如有不妥,应当提出反对意见 ,唯觉阿旨领情,唯 唯苟过,唯 行文而已,人谁不堪,何繁简择以相委付,其意是说官员要付起责任,如果只是签个名,转发一下文书,这事谁不会干,何必费心选拨人才,以重任托付。对于不同意见唐太宗总能虚心以待,魏微病逝后,唐太宗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镱,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太宗问;近来朝臣都不议政事,何也,魏微回答说:“胆小怕事的人,心存忠直而不敢说,被疏远的人怕不信任不敢说,依恋禄位的怕影响仕途不敢说。太宗表示,我将接受不同意见,无须害怕。对于敢提不同意见的太宗赞曰:“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唐太宗亲眼见到隋朝的兴亡,深以为戒;说隋主志在奢糜,挥毫无度,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成由勤俭败由奢,太宗深为鉴之,贞观十四年时,魏微上疏说君民关系时用荀子之语: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唐太宗深以为是,在选拨干部上唐太宗对杜如晦说“近来看吏部选拨官员,多选能说会写的人,不去考察他们的德行,几年之后,恶迹显露,虽经处罚,但百姓已深受其害,,可见选 拨人才的道理并未精通,”贞观七年,唐太宗对魏微说:“自古侯王能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为教育子女唐太宗亲自撰写《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赐于其诸子,
贞观二年,太宗对大臣们说:看来用仁义抚慰百姓,顺应民心,不搞背离正道的东西,社会自然会平定安静”。在国家经济方面他也有独特理解:“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于足,”也就是说民贫国富不足取也。《贞观政要》林林总总,涉事甚广值得后人借鉴的东西很多,确属一部难得的好书,尤其对于各级执政者来说详读之后,自然品格自高,收获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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