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非常害怕胡同里的毛二爷，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常见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蓝粗布衫子，不规则地裹着他干瘦的身子；颧骨高高的，眼窝深陷，眼神却很坚毅；老式的缅裆裤用麻绳系着腰身，裤腰子厚厚的翻卷下来，走路稍稍有点瘸；宽大的裤管下露着的是细细的脚脖，走路一晃一晃地带风；双肩却似乎很有力，整天背着一个破旧的柳筐，不是拾粪就是拾柴，也很难见他扎堆和别人唠嗑。
毛二爷住在我们胡同的最外边，妻子早逝，独自扶养一个儿子，大队里照顾他腿残，让他敲敲钟，喂喂牲口，挣少许工分。紧挨着毛二爷的是花奶奶家，听父亲说，花奶奶是童养媳，十五岁就嫁到这里，也有人说，花奶奶的丈夫战争时战死了，还有人说随军去了台湾。花奶奶安静贤淑，失联的丈夫随着时间的推移，伤痛似乎在她心里一点点抹去，没事的时候，喜欢来我家串个门。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村里几乎全是毛坯房，我家的房子根基还有几层卧砖，毛二爷的两间土坯房是用柴泥抹的，外墙用两根粗粗的柱子顶着，摇摇欲坠。
那天下了一夜的雨，我去上早学，胡同里泥泞不堪，我边走边在脚下铺碎柴，可泥水还是灌进了步鞋里，噗叽噗叽地挤着脚面冒泡。
放学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过道里不仅垫了干土，还被铁锹狠狠地拍实了。
午饭的时候，妈对爹说：“不晓得毛二在哪挖的干土，把过道垫平了，饭后帮他修修房顶吧，他那房子，一下雨，就漏得不成样子。”爹说：“当过兵的觉悟就是高，住在道边上，却修到了最里边。”从父母的谈话中，我才晓得，毛二爷不姓毛，姓李，叫李小毛，家里排行老二，后来村里习惯了叫他毛二。
听父亲说毛二爷十六岁就去当兵，亲历了石家庄的很多战役，至今，弹片还留在他的小腿里。
我对毛二爷产生了朦胧的好奇，沉默的背后，定然隐藏着很多新奇的故事。
端午节到了，母亲差我去给毛二爷送粽子。那是个午后，毛二爷正在院子里翻弄他的小菜畦，满手泥浆，示意我把粽子放到他屋里去。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却清扫得干干净净，小桌上邻居送的粽子堆成了小山，土坯的大炕占了大半个屋子，泛白的粗布格子床单洗得很干净，炕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灰白的墙面上，正中间贴一副毛主席画像，画像的一旁，赫然挂着一副半旧的军绿色的棉手套。
看来，毛二爷真的是一名军人啊。再遇到毛二爷，我感觉他也没那么可怕了。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责任田分到了每家每户，经济搞活，农村一派欣欣然苏醒的景象。花奶奶的儿子学起了木匠，毛二爷除了整理他家的二亩田地，还在村里开了个代销点（小卖铺）。
好事多磨，手艺未精，花奶奶的儿子就突然出车祸了，木料砸断了双腿，急需手术费。花奶奶愁眉紧锁，眼泪涟涟，乡亲们主动搞起了募捐，十块的，五十的，毛二爷却一次拿出了三百元，这几乎是他的大半个家底呀。村里的人都对毛二爷刮目相看了，茶余饭后，总听到一些对毛二爷的啧啧赞叹声。
正当村民热火朝天搞经济建设的时候，毛二爷却让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小军去参军了。那时候，劳动力缺乏，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大队的喇叭里喊了一次又一次，甚至把适龄青年都登记在册，用了抓阄的方法进行筛选。毛二爷主动送儿子当兵，成了村里的一道趣闻。毛二爷却信心十足地说：“跟着政策走，幸福就会有！”
真的，老百姓的生活日日变好了。我读初中时，自行车已风靡一时，泥泞的土路不见了，我和同学骑着自行车上学，每天惬意地在柏油马路上你追我赶；土坯房慢慢地成了历史，毛二爷家也翻盖了四间大瓦房，虽然还是吃着玉米面饼子，细粮已时常出现在了每家的餐桌上。
春风吹得遍地红花开，胡同口的枣树上，米黄色的小花闪闪的亮着人的眼，树下时常停着三三两两的小轿车，毛二爷迎来送往，小院里有了生气，笑声从矮墙里飘荡在大街上。逢节假日，县政府镇政府和一些不知名的战友常来看望毛二爷。
毛二爷似乎越活越年轻了，面色红润，穿着也时兴了，蔚蓝色的中山装，胸前兜里还插着钢笔；话也多了，走哪唠哪。总见他骑着杠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一手握把，一手举着儿子的来信，一路走一路显摆，那个开心，似乎电线上的麻雀都成了他宣泄幸福的对象。
我觉得毛二爷越发可爱了！拎着半导体，哼着小戏，走路似乎也利索了。我去买东西，他总是问问我学习，每次都忘不了塞给我几块糖果。
一个飘着小雨的黄昏，我放学归来。看到毛二爷在房上转天线，毛二爷买电视了！还是十七英寸的彩色电视！于是，每个晚上，毛二爷都把电视搬到院子里，小院里挤满了男女老少，《西游记》《红楼梦》《射雕英雄传》等，一个接一个的连续剧，成了我们那个岁月的快乐期盼。
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午后，一向沉寂如水的花奶奶家突然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花奶奶丈夫回来了！带着他的新夫人回来了！这可是村里爆炸性的新闻，花奶奶的小院里挤满了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我踮脚望去，一个体态健硕头发花白的老年人倚在花奶奶的门口，身旁还站着一位陌生的妇人，这个老男人我第一次见，样子也温和，看到他和毛二爷抱着哭一阵笑一阵。侧眼望去，花奶奶里屋和着面，泪眼婆娑，这个消失了大半个世纪的男人从天而降，打破了她平静的日常，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到今天算是尘埃落定，尽管，当初的婚姻契约已变成当今的兄妹姐弟般的亲情，可总算给未知的迷茫一个完整的交代。
原来，花奶奶的丈夫曾是一名国民党士兵，战败后去了台湾。现在政策允许，几经辗转，回故乡探亲。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唏嘘不已，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带着新夫人匆匆离开了。
高中毕业那年，村里要拓宽街道，毛二爷家和花奶奶家都被移建在了村南，我家的大门成了临街，家家户户都买了电视，有条件的率先装了电话，毛二爷的腰带上也别上了BB机。遇到我，总是喜滋滋地摁着BB机让我看小军的留言。
好日子就像过山车，越走越快。村里新式的小洋楼一栋接着一栋，宽阔的马路四通八达，道路两旁桃红李妍，四季飘香。小汽车开进了千家万户，毛二爷的代销点也已改头换面，成了村里货品齐全的商店。我出嫁后的几年，妈来电话说，毛二爷病了，恐不久于人世。我心里一沉，急急去看他。
毛二爷躺在床上，面容憔悴。父亲说：“给小军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吧？”八十多岁的毛二爷摇摇头，勉强笑着说：“没事啊，我的好日子还没过够，怎么能走呢。”
说也奇怪，毛二爷卧床了几天，奇迹般地又活跃在了街头巷尾。
半年后的一个清晨，毛二爷还是平静的走了，清理他遗物的时候，贴身的褥子下，平平整整地压着一本党员证书，一枚五角星的领章。
毛二爷的身份豁然明了，他很小就去参军，解放后默默无闻地扎根于农村建设，处处以党员的形象要求着自己。看到络绎不绝来吊唁的人群，听着老战友诉说着毛二爷的故事，我心里对毛二爷的崇敬油然而起，似乎突然就读懂了他充满希望的一生；他心中那个永远不变的信仰，像一束华光，照亮了我前面的路，也照亮了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方向。
夕阳西下，红霞满天。小军穿一身军装，肃立在父亲坟茔旁，一个军礼，郑重地给父亲敬上。那举臂的轮廓，定格在了瑰丽的晚霞中……
